我觉得任何一个主义、一个信仰，无论它是东洋的，还是西洋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它必须是温和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人类出现问题都是极端主义，基督教的原教主义、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导致暴力恐怖主义。社会主义非常美好，但是以前也有极左思潮，所以社会主义回归温和，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极端的社会主义思潮至今还有。

    文革后，我觉得还得感谢孔老夫子，他的影响很大。搞极端主义，必然不能长久，还得回归孔子、回归主流。十年过后，我觉得还是孔子的潜移默化，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用儒家讲，就是中合之道、中庸之道。中合之道“中”就是反对极左、极右，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要顺乎潮流合乎民心，刚健中正，走正道不要偏，和就是和谐。孔子这个思想，我个人觉得，要成为革命的旗帜不行，但是革命成功了以后要治理社会还真离不开它，因为社会需要稳定，不能总是革命。咱们党，如果身子都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了，而脑袋还是革命党的脑袋，这是不行的。那时候讲斗争，那是不得已，现在应该讲“贵和哲学”。“贵斗哲学”全世界都过时了。

    我觉得外来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外来的一切文化，最后都要受儒家的影响，而变成中华文明自己的，它就温和了，它的排他性就减小了，我觉得很好，儒家的力量特别大，潜在就是力量。有些反儒学的人，他不自觉地在用，他也受儒学的影响，最终还是回归和谐，这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惯性。

    《儒风大家》：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儒学有很深的误解，认为它是落后的，是造成近代迟迟没有进入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认为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牟钟鉴：最近说到儒学的时候，儒学分几个层次，一种是扭曲的儒学，变态的儒学，不讲人，只讲礼，变成了可怕的一种东西，比较束缚人的个性。仁比礼更重要，仁就是爱人，统治阶级的儒学，容易受到扭曲。第二种儒学，就是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儒学，叫做学术，学术层面的儒学，这就是些学派了。第三种就是民俗、民生儒学，已经渗透到中国老百姓的血液里，你反是反不掉的，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这个儒学有个民间性的，它不一定有一个组织、有个学派，就是习惯成自然。

    关于儒学渗透到老百姓的血液里，我举个例子。过去老讲三纲五常，三纲根本就不是儒学的，这个放到今天显然是过时的，我不赞成恢复三纲，因为那表现的是不平等。五常就是标准的儒学了，它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道德依据。所以我常说，三纲一个都不能留，五常一个都不能少。仁义礼智信，你能丢哪一个？仁，仁者爱人；义，见义勇为，见利思义；礼，是那个尊礼教的那个礼，文明礼貌。咱中国的这个礼，有道德层面的也有操作层面的，西方没有。中国的礼有硬件的也有软件的，比如礼法是道德的层面，礼仪是操作的层面。如果这些都抛掉了，说礼教是吃人的礼教，都抛掉了就发现，我们就容易就没有教养，没有规矩，没有秩序。你看上车，一拥而上，对老年人也不懂得照顾。现在慢慢的讲礼仪了，从头培养，旧的都丢了。

    《儒风大家》：您觉得礼的本质是什么？

    牟钟鉴：最本质上来讲，恭近于礼，从性德上讲，我觉得是人的恭敬心；在社会层面上我觉得是秩序。没有一个社会不需要秩序，秩序需要调整，但是不能没有秩序。智，智就不用说了，现在的智力教育都是智。信，现在诚信缺失，没有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现在大家感觉到了，这是基础性的。你说这五常怎么丢，五常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所以对儒家的思想一定要考虑到他的民族性、广泛性，它规范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一个道德的传统，你可以调整、改良，不能革命，不能大破大立。所以我写了一个文章，道德改良，道德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经济可以革命、政治可以革命，道德不能革命，一革命把以前的积累的道德抛弃以后，人就会回到原始，那很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中国道德状态不容乐观，就是长期的中断了中国优良的道德传统。

 
    中国辩证哲学比西方更大，精英层面对传统道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地归结为封建道德，这就加重了转型的困难。西方也有一些激进分子，但是没有形成主流，基督教经过改造以后，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道德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力量，基督教的新教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中国缺乏改良以后的精神符号，中国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这样最大的一个文化符号都打倒了，中国就丧失了精神符号。社会主义信仰曾经一度高涨，维系了一段时间的精神信仰支撑，这是很真实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信仰是社会政治层面，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环，它的威望也在下降。后来，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咱们原来的精神信仰又没有了，就造成精神信仰缺失、精神信仰空虚，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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