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曾说：“慈善让我富有成就感。”邵逸夫也曾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据了解，您的慈善观有着独到的理解，那么请您谈一谈对企业家应该如何从事慈善活动。

■：首先，我觉得“富豪”与“企业家”不是一个概念。富豪所包含的人群要广得多。一个人拥有了大量财富，无论他是合法经营所得还是继承所得，也不论他是贪污受贿还是赌博抢劫，只要他拥有大量财富，就可以称作富豪。至于他本人，可以是官员、演艺明星、运动员、企业家，也可以是官二代、富二代或其他身份。企业家并不都是富豪，很多企业家艰苦创业，努力打拼，但并没有成为富豪，有的甚至成了“负豪”。真正可称之为富豪的企业家毕竟是极少数。

第二，即便是被称为富豪的企业家，即便拥有资产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究竟有多少是个人财产？在媒体和公众心目中，一个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他的企业有多少资产，就等于他有多少个人财产，这是个很大的误区。我认为私营企业不姓私，它是私的积累，公的发展。企业小的时候，是个人的，但当它发展壮大之后，它就开始具备社会属性了。它的员工、客户、供应商乃至周边社区的民众，都会与这个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它的盈利或亏损，会对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企业由小到大，它的角色也自然转化为社会公民，私营只是一种经营形式。企业赚钱了，受益的是社会，企业亏损了，赔钱的是老板。

所以，我看到有的企业家捐款时，承诺把自己投资的企业视同自己的个人财产捐出去，我觉得很不理解。企业资产属于法人财产，而不是投资人的个人财产。如果企业的投资人随意调动企业的资产或者说话一言堂，把企业视为个人财产，那这些调动的实质就是挪用，就是侵占，是违反《公司法》的。这样的捐款与巴菲特、比尔•盖茨们的捐款有着本质的不同，巴、比的捐款，捐的是个人财产，是他们通过股份分红得到的收入，当然可以自由支配。企业家把企业财产捐出去，个人得到了名誉，却侵害了企业、员工、客户以及所有企业相关方的权益，这样的捐献是与慈善相悖的。

□：一个成功的企业，应当有完备而富有人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今天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几乎全都是拷贝西方的模式，而在企业文化方面，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一味拷贝西方，无疑是行不通的。前一段时间出现的“富士康事件”、“山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说都是企业文化出了问题。请介绍一下大午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东西方文化特色是不同的，西方重理法，而东方重情义，如果把“理法”与“情义”贯通起来，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西方人很重理法，不重情义。开工资就继续工作，不开工资就不再工作。而情义从契约上很难约定，契约精神是法理概念，是一种责任，而法理之外的是不负责的。所以儒家的义利观充满了人性的味道，也充满了道德的味道。儒家提倡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西方理法的补充。我的企业文化是三种思想的结合：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制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非常美好，值得憧憬与追求，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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