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璋

■ 安作璋
□ 本刊（儒风大家）记者

□：您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这样的出身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主要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当中，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应该更大些，因为他与父母接触的时间比较长。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学习，都是蒙学，比如《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等读物。在那时，文盲多，知识分子少，中级师范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就很少，大学毕业生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大门两旁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副对联，其实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忠厚传家远”是说道德层面，“诗书继世长”是说学问层面，概括起来，就是“道德学问”四个字。儿时的教育，对我后来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也有很大关系。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谓之“三不朽”。我认为，立功，要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一般人很难做到。但是立德、立言，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可以作为终生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您是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探究学问的真知。那么在您看来，治学的乐趣在哪里？

■：其实，治学的乐趣，还是在道德和学问上。治学不但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情操，而且还可以增加人的智慧。这些都是在治学中所体会到的无穷乐趣。历史学不仅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它还是一门智慧学、一门道德伦理学。

抗日战争时期，北方很多地方都沦陷了，爱国青年都不愿接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流亡到了当时的抗日大后方——皖北。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住的是临时用土坯垒起的草房，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学习没有课本，更没有参考书，主要靠课堂笔记，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同学都得了传染病，如猩红热、疟疾、疥疮，关节炎等。猩红热最危险，一旦患病，失去生命的几率很大。除了这种传染病，其他三种病我都曾患过。尤其是关节炎，后来还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生活艰辛、学习困难，加之疾病缠身，曾一度面临绝境，而支持我生活和学习勇气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百折不饶的艰苦奋发的故事，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来激励自己，使我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考上了齐鲁大学历史系，走上了终身治学、教书、育人的道路。

□：所以鲁迅先生也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在您看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认为教师最应当传授给学生的，是什么？是知识，还是做人？

■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论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大
多数人的道德修养还是很高的，他们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标杆式人物，都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今天的教育，实际上却只强调了智育。并且，也没有把“智育”的全部传授给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内容。

像今天的大学考试，都是书本上的一些东西，考试的时候，学生死记硬背、照本宣科就可以得高分，等于把学到的东西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老师。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通过考试，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能力高低、道德素质如何！因此，应试教育是一种很有缺陷的教育。

尽管我们今天考试内容不同于古代，但考试模式还没有脱离古代的考试模式。古代的科考，其中的内容总是有孔孟怎么说、圣谕怎么讲，根本没有自己的东西。如鹦鹉学舌，试卷上大都是他人的东西，而缺乏自己的独立见解。我们今天的教育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教育，积重难返。真正的优秀学生，是那些能够提出问题的学生，问题越多，越说明这个学生能力越强，思考得越深，这才是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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