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儒学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作者：张践，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当时主要是从管理国家的角度出发建立的，在当代社会对于企业的宏观管理，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一、“为政以德”的企业理念
东西方管理学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西方的管理学主要强调技术性、科学性，其代表作就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把人看成经济人，把对人的管理简化为对资金、技术的管理。西方管理学的主导思维方式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把价值理性的问题交给了宗教。所以西方重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刚性管理。而中国自春秋战国宗教衰微后，价值理性的问题都交给世俗化的哲学来解决，在管理学中首先考虑的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本”就成为中国管理学的突出特点，以道德教化、情绪感染、领袖魅力为特征的柔性管理是中国管理的特色。那种纯粹的技术派，在中国式管理实践中根本走不通。简单地批判中国太重人情世故，办事讲情面容易，但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几乎不可能，所以当代社会发展中国的管理学，在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经验同时，更需要注重中国的文化特色，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东西方的优势“综合创新”，创造出一种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管理学。
1.“道之以德”的价值导向
“德治”，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各个学派管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标志。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下引用此书仅注篇名）道德本来意义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与治理国家，治理企业似乎无涉。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其运行就会发生混乱，官员、人民就不知道所从，这就是政治的合理性问题。放在企业，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理念问题。企业当然要以盈利为重，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知盈利，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也就在发展中迷失方向，就会被公众所抛弃。
那么什么是“道之以德”，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仅仅以刑罚来管理人民，也许人民暂时可能不敢触动法律，但是他们心中却没有正义是非的观念，不知道羞耻，一旦社会监督不到位，人么坏事都敢干。所以孔子主张用道德教化民众，用礼乐规范行为，这样人民不仅不会做违反规则的事，而且会把这种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一种市场经济社会，企业以营利为重，国家提倡以法治国，但是绝能认为仅仅有市场和法律就可以放任社会自主运行了。市场经济更需要道德的规范。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探讨市场运行的规则，但是他还有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应当遵守的道德。正如斯密所指出：“因此，正是那种顾及他人多于自己，既能自我克制，又能遍施仁慈的情操，才造就了完美的人性……爱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这是基督教的伟大戒律。”（【英】亚当·斯密著，宋德利译：《道德情操论》，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0页）离开了基督的道德教化作用，人人只顾自己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我们对西方现代社会有一种误解，以为近代通过启蒙运动，就把造成黑暗中世纪的基督教消灭了。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基督教经历了这次精神的洗礼，淘汰了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内容，仍然是西方社会主要得到的源泉。美国的总统要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美元上写着 我们信仰上帝，美国学生在国歌前宣誓的誓词中有：“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等等。可以说信仰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而我们近代中国对于自己的传统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导致了严重的信仰真空。道德缺失造成了官员贪腐、企业造假、学者剽窃、信任缺失等等社会乱象。2017年中央两办文件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用中华文化涵养的企业精神，首先是一种道德精神。
2.“齐之以礼”的组织文化建设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儒家所说的“礼”，是西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宗教仪式、生活习俗的总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古代发挥着调节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前文所引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的德治主义光有教化还不行，还需要有一套礼乐制度作为半强制的规范。古代社会有很多行为，尚不足以受到法律惩罚，但是光有道德说教也不起作用，就可以动用“礼”的制度来进行调整。所以笔者曾经撰文称：礼是介于法和道德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参谋拙作：《儒家的“德治”与“礼治”》，《光明日报》2001年6月5日）“礼”既具有思想的劝化作用，也具有体制的约束作用，是一种具有人情、伦理、宗教色彩的不软不硬的约束系统。
当代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特别注重情面，就是由于古代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齐之以礼”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事情是靠各种社会关系约束的。由于近代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西方文化等等的冲击，传统的宗族关系、乡党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社会关系几近消亡，因此情面反而成为社会法治的障碍。当代社会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礼乐”系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起码我们企业内部可以探索建立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用这种企业文化调节内部关系，约束员工行为。《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们把自己的视听言动都限制在企业文化规定的范围内，长期坚持并变成一种自觉，那么这个组织就会行为整齐划一，对内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3.儒法相济的管理策略
儒家讲道德教化，提倡柔性管理，但是并不是不要法治和刚性约束，对于那些不听教化之类，刚性的管理手段也是必需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里所说的“名”，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德”，名不正就是没有建立自己政治的合法性，自然会造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如果刑罚不恰当，民众就会手脚无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儒家管理讲究“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惩处为辅。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特别重视教育的价值。关于治国，孔子更重视对百姓的教诲，“不教而杀谓之虐”，“以不教民战，是谓之弃”。（《尧曰》）对于人民不教诲就惩罚他们，是一种暴虐的行为，没有训练就把士兵拉上战场，是对他们的抛弃。反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经过七年的教化，人民可以团结作战，勇猛无敌。孟子说：“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只要经过教化，人民就可以为了正义而战，打败武器装备强大的敌人。
儒家与法家相比，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一般不主张轻易动用刑罚。但是儒家并不是完全不要刑罚，“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手段。儒家从来就没有反对，更不会将其轻易抛弃。“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召公二十年）孔子主张统治者不能放弃刑罚，如果放弃了刑罚，会使老百姓产生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会无所不为，这其实是害了百姓。
现代企业家管理企业，更需要这种赏罚分明的精神。唐山豪门集团董事长陈世增先生管理企业有一句名言，叫做“兄长的心+厂长的手，”即把对员工的慈爱与严厉相结合，是管好企业的有序办法。江苏春兰集团公司总经理陶建幸提出“无情的三铁”（铁条例、铁纪律、铁管理）和“友情的爱心”（优厚的职工福利）相结合的管理。海南航空公司以“严”著称。创建之初，两名到美国接受培训的飞行员，回国时已是大年二十九，他们就直接回家过年而没按规定先回公司报到。陈峰知道后，立即将他们开除。当时送他们培训耗资10万美元，这次开除，代价不小。他说：“我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教育，教育本人、教育大家。海航‘以德治企’，是把做人的规则作为第一条防线。我们不是不要制度，而是要以制度为最后一道防线。”
二、“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
1.“修己以敬”的自我管理
儒家文化是一种重视道德修养的文化，《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特别是对于领导者，个人的修养就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身从修炼自己道德行为开始，是指心存敬畏。但仅此还不够，一个君子不仅要自己修身，还需要把修养的功夫用于其他人，首先是自己的家人。再向外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
儒家文化的体系结构是“内圣外王”，即从自己的道德修养开始，逐渐外推为社会的管理行为。《大学》称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管好，儒家关于君子修养的条目很多，如“三戒”、“三乐”、“四绝”、“五行”、“五美”、“九思”等等。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同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然后是把自己的家管理好。齐家又首先从行孝开始。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亲都不孝顺，连为自己的父母近一点义务都不愿意，那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个愿意为社会奉献的人。在家里孝敬父母， 出门也不会变成违法乱纪的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所以儒家提出了一个“移孝作忠”的理念，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大学》）家庭就是培养忠诚的最好场所。儒家把国家看成是家庭的放大，把父亲看成家庭的君主，这种家国同构的思维方式，成为封建国家最好的理论证明。
把自己国家治理好以后，进一步就是治理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齐国”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孝为仁爱之本，将孝道推广于天下，就会出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以孝治企业”，很多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家，都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践这一原则，例如苏州的锢得集团，东莞的泰威电子集团等等。他们将企业看成一个大家庭，企业家将员工看成自己的子女，员工将企业家视为“大家长”，企业上下齐心，创造了很多管理奇迹。例如江苏的锢得集团，可以取消员工打卡，不搞计件工资制度，仍然创造力同行业的最高效益，充分说明了中国管理智慧的威力。
2.“帅之以正”的组织管理
“帅之以正”首先要求管理者自身做出榜样。一个社会、一个企业道德的养成，仅仅靠提倡的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靠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下属和民众实行道德教化，正所谓“身教胜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领导者个人的言行，具有巨大的表率作用，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子纲领。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同上）在孔子看来，“于正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宫》）要想把一个好的制度、政策、道德推行下去，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极为重要，即所谓身教胜于言教。领导干部决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样的话部下决不会真正信服。
汉代名将李广，就是一个“身正令行”的典范。他历任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每次一得到朝廷的赏赐，立即分赏给其部下，同士卒一起吃喝。他带兵打仗，每次长途跋涉、口干舌燥之时，遇到水源，总是先让士卒喝。如果全部士卒没有饮够，他就决不喝水；如果士卒不全部吃饱，他决不进食。再加上他平时对下属和蔼、宽厚、不苛求，所以士卒们都爱戴他，很乐意为他效劳。
现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德鲁克的论述，与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早了两千多年。
其次，“帅之以正”要求企业家以“正道”管理企业，而不能用“邪道”管理。有一副对联曰：“是非说善恶说真伪说得失说众说乱耳，黑白道官匪道正邪道人鬼道天道酬勤。”其中就包含着不分是非，只要实干就行的思想，儒家是反对这样管理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中文很有意思，大多数都是形声字，政治的“政”字，表意的一半就是一个“正”字，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要坚持正义的原则。当代的企业管理，也要以“正道”管理企业，不能靠歪门邪道。君子当行之“正道”内容很多，这里主要介绍“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所谓“五美”就是五种“正道”，而“四恶”则是四条“邪路”。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这是关于五美的内容，所谓“惠而不费”，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给百姓以实惠，又不破费国家的资财。好的政策，就是要努力开源节流，创造财富，是上下都得到利益。“劳而不怨”是指，让群众干他们想干的事，这样他们即使很累也心甘情愿。“欲而不贪”是指大力提倡正当的欲望，反对限制污浊之欲，而百姓欲仁而得仁，他们就不会贪得无厌了。例如一个企业，制度设计的合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也就没有人想多吃多占了。“泰而不骄”是君子应当具有的一种良好品德，不论人数多少，地位高低，对谁都不怠慢，自然也就在人群中树立了“泰而不骄”的形象。“威而不猛”是说君子在任何时候都要行为端正，衣冠整齐，在群众面前树立一种凛然正气，这种凛然正气就是一种“威而不猛”的形象，让群众敬仰而不害怕。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四种管理方式，属于应当绝对禁止的。“不教而诛谓之虐”，既没有对法律、政策进行充分的解释就仓足执行，被惩罚的人不会服气，会认为统治者暴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即不劝诫、不告知、不帮助，就要求下属成功，这一很粗暴的。“慢令致期谓之贼”，即部下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上级前期没有进行必要的督促，致使下级完成任务误期，这是上级的错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是说该给部下的东西就要大大方方地给，不能到了该支付的时候舍不得。“有司”只是一些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往往贪吝刻薄，君子不能如此。
3.“博施济众”的社会管理
儒家一向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的观念出现很早，西周时期周公就曾说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管子·霸言》则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更是坚持了这一方向。《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则发展为“民为贵，社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百姓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了君主之上。
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孔子把“博施济众”当成管理的最高纲领。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尧舜等圣王所完成的伟大事业，也在于他们能够做到博施济众，达到天下太平的境界。这里多说的“博施济众”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儒家讲“德治”，孔子解释说：“德者，得也”，德政就是让大多数民众的到好处，就是要“利民”、“惠民”，“惠足以使人也”。《礼运·大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博施济众的世界，也就是儒家所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说通过武力征服世界，而是通过宣扬王道教化世界，是世界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
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博施济众”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每一个社会贤达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家。明代休宁米商刘淮，“客于嘉、湖，时岁饥，有囷廪米，或言可乘时获利，而淮不以为可。曰：‘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苏利大也。’乃与、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这就是儒商博施济众的良好实践，获得了社会的好评，为今后自己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
三、“重义轻利”的经营哲学
1.“先义后利”的是非标准
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企业管理，处理好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必须考虑大问题。儒家从“德治主义”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义利之辩”，让人们学会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在儒家文化中，“义”是一个很高的概念，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当以“义”为自己的人生本质，然后按照“礼”的原则去贯彻“义”的本质。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的行为首先要考虑道义的原则。孟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五常”，看成一种永恒的道德。在春秋战国，“义”有很多的解释，但一般认为“义者，宜也”，即适合于人伦关系的道义行为。如“君义臣行”、“母义子爱”、“父义母慈”、“夫和而义”、“信近于义”等等。
“利”泛指物质利益，广义地讲可以包括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在孔孟的原典上，则以讲个人利益为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明确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这里所说的利就主要是指个人的利益，而义既是道德原则，也代表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小人，只能用个人利益打动他，而对于君子，则要对他们晓以国家、社会的大义、大利。不仅伤害社会的私利不能取，而且仁人志士还需要时刻准备着为社会公利而献身。《大学》说：“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群体利益至上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反对追求个人功利。
2.“取之有道”的行为准则
儒家提倡群体利益至上，所以在义利关系上上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即考虑个人的所得是否合乎道义的原则。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则舍利取义。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的一生就是为正义和道义孜孜以求的一生，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但是并不为之感到痛苦，而是乐在其中。因为孔子从年轻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志愿，“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追求道义才是生命的意义。
孔子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孔子生活在私有制社会里，追求财富与权贵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孔子不是共产主义，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但是儒家认为财富应当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可取，以不义的手段脱离贫困也不可行。为了财富和势力不择手段，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论乱，最终的结果将是大家伙共同完蛋。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不在所取钱财多少，而在于所得之道是否合乎道义。
中国人把诚信经商，取之有道的人称为“儒商”。历史上虽没有“儒商”这个词，但是却有类似的概念，如《管子·乘马》：“非诚贾不得食于贾”，即认为没有诚信品质的商人不得从事贸易活动。《战国策·赵策》：“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即认为品德高尚的商人不在于争一时一处买卖价格的高低，而在于把握买卖的时机。《史记·货殖列传》：范蠡善治生，“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孔门弟子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范蠡、子贡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儒商，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孔子的成功也得利于子贡的支持，“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所以儒商也就是有道德的商人，也可以称为“德商”。
3.以义生财的价值观念
对于增加社会的物质利益，儒家不仅不反对，更是大力提倡。《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卫国的人口很多，他认为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使他们富起来，在下一步则是加强教化，是他们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这反映了儒家一般的财富观，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学说，不可能把社会上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看成罪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一个士大夫什么时候才出来与统治者合作呢？关键看统治者是否推行仁政的主张。一个国家有道，就积极与之合作，国家无道则归隐山林，保持自己的信仰。如果在一个丧失了正义原则的政权下奔走效命，并且发财致富，这是个人的耻辱；可是如果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正确，一个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那就是你个人的耻辱了。
进而儒家设计了一套以义生财的方法。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用正确的方法追求财富，即使是被人视为低贱的劳动，也是光荣的、可行的。孔子幼年出身贫寒，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本人并不把劳动看成卑贱的。《大学》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财首先要尚德，只有具有道德的人，才能够聚拢财富。德是本，财是末，应当以德生财，反之则会人财两空。《大学》又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国古代属于自然经济社会，以农耕为本，主张先生产后分配，量入为出，国用自足。
到了荀子，其《富国》篇专门讨论经济问题，设计了一套“节用裕民”、“计利畜民”、“轻田野之税”的具体富民措施，奉劝政府开源节流、合理规划、轻徭薄赋，使国富民强。可见，儒家之重义主张与百姓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从管理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调动社会上所有成员劳动的积极性，使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和力量都用到合理生财的轨道上来？关键是要有一套好的制度，是获得财富人的人心安理得，没有得到的人心平气服，这就是“以义生财”。实践证明，只有那些“以义生财”的企业家，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
4.诚信为本的经营策略
以义生财的企业家，就要做到诚信经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提倡以德治国，一向把诚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信誉是最重要的。可以暂时没有武装，没有粮食，但是只要统治者取信于民，面包会有的，枪炮也是会有的。可是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那这个政权也就必然垮台。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只要对人民讲信用，人民自然会全力支持你。当年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十三个人，但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打下了天下，其中对于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也最吸引人心的地方。人民群众不使用选票推举共产党获得江山，而是用小车、粮食、生命把毛泽东推上了天安门。
诚信第一个字是“诚”字，诚讲的是诚实、真诚，“信”讲的是信誉、信用，“诚”与“信”相比，诚更根本。孔子直接没有讲到“诚”字，但是说到“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谨而信，敏于行”（《学而》），已经有了“诚”的内涵。孟子则大力发展孔子关于诚信的思想，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把“诚”说成是“天之道”，即宇宙之间的普遍规律。天又把这种普遍的规律赋予了人心，成为人心中“仁义礼智信”先验的善良意识。战国时期另一个大儒荀子也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也就是说诚乃君子的立身之道，办事之本。
古今中外，诚信故事比比皆是。凡成大事者，莫不以诚信为先。中国古代由“尾生抱柱”、“曾子杀猪”、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诺千金”等等故事。现代企业如“同仁堂”古训说：“品物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炮制虽烦必不敢减人工”，重视产生质量。香港李嘉诚说：“诚信是一张永恒的存折”，是企业经营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甚至胜过亿万资金。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