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中庸”体现在人格方面，强调文质兼备；体现在学问方法上，要求学思并重；体现在气质上，要求“中行”。

　　我们以自我中心的立场来对待他人，以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来对待自然世界，情发不正，导致“天地不位”，“万物不育”。

　　灵活性、原则性是中庸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和道，是君子中庸之德的内在原则和尺度。

　　问：中庸的原初含义是什么？

　　答：庸字古注都解释为“用”。中庸，也就是“用中”，即在现实行为中贯彻“中”的原则。孔子赞扬舜的大智慧，说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这个意思。

　　在儒家文化里，中庸既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是“至德”，即最高的德。作为方法论原则，它贯通于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譬如，在人格方面，强调文质兼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偏胜于质的人会显得朴野，偏胜于文的人会缺乏敦厚，二者的中道才是君子；就学问方法来讲，要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中道，才能获得真知；就人的气质来讲，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人的性情或激进，或保守，理想状态应是“中行”。

　　孔子还把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来看待。在他看来，中庸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也不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要求，而是人的内在德性自由在现实行为上的体现，是一种精神成就。人的情意发出来，当喜则喜，当怒则怒，才称得上是中庸。

　　问：既然是一种精神成就，那么中庸岂非很难达到？怎样做才算趋近中庸之道呢？

　　答：中庸难就难在，它不是一种主观、盲目的冲动，而是具有理性的情感，我把它称作一种“中道理性”。它的表现是顺乎自然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真情实感。

　　《中庸》第一章讲“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的就是情感表现合度的问题。人们应对周围的世界，基本方式是“以情应物”，平等、客观地对待他人、它物，参赞天地化育。所以说“中和”是“大本”、“达道”。人的精神生活、价值观念调适合度，是社会秩序良好的根本前提。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比如东西方矛盾、民族矛盾、社会内部的矛盾、生态不平衡等等不和谐的现象，表明人类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以自我中心的立场来对待他人，以人类中心论的立场来对待自然世界，情发不正，人类社会、天地万物就不能以本来面目呈现自己，因而不中、不和，导致“天地不位”，“万物不育”。

　　问：中庸常被当作折中、调和、油滑的代名词，这其中显然有误解。为什么呢？

　　答：中庸由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其灵活性，另一方面是其内在的原则性。这种误解，是因为只看到其灵活性而忽略了其原则性。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能够做到中庸，随时而中，不偏执，不拘泥，因时势和环境随时变通，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权”，即灵活性。“权”是秤砣，秤砣要随物的轻重来回移动。知通权变，不墨守成规，才是道的最高境界。孟子也讲到“权”。有人问他，嫂子掉进水里了，要不要伸手救她？孟子回答：“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在特定的情况下，只知恪守礼的教条而不知变通，恰恰违反了制礼的精神，有权变才能真正达到“中”。

　　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其原则性。《礼记·中庸》把君子的时中和小人的肆无忌惮进行比较，孟子则讲到乡愿和中道之士的根本区别。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君子在行为上的灵活性，以内在的道义原则为基础，所以是道德自由的现实表现。孔子指出，君子的中庸之德表现出一种“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人格特质。这与小人的唯利是图、随波逐流、肆无忌惮根本不同。孔子尤其厌恶乡愿，说：“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最根本的特点，是缺乏内在的价值原则，对流俗社会曲意逢迎，借以获得美誉善名。这正是我们一般所批评的折中调和的老滑头。更令孔子不能容忍的是，乡愿者貌似忠信，似是而非，以假乱真，搅乱是非善恶，败坏社会价值尺度，实在比一般的小人、恶人危害更大。所以孔子斥之为“德之贼”。

　　问：儒家反对乡愿，而现代社会的浮躁似乎更易助长缺乏操守的乡愿人格的形成。在变化极大的当今社会，中庸还适用吗，能否医治这种风气？

　　答：礼有仪、义两个方面，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可以变通，所谓“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三王五帝的礼仪都是变化的。我们所把握的原则是“义”，具体的节文仪式都可以变通，因应现实，而在这礼仪礼俗的革新变易中，却贯通着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义”。

　　中庸的自由，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尺度。《礼记·中庸》指出，真正的君子人格，表现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若没有内在的原则，容易受到不良流俗的影响，所以必须养成内在的德性，树立起超越性的价值尺度，才有独立的人格可言。照此来讲，儒家对道德原则和个体人格的理解，是很有现代意义的，中庸也不会过时。

　　问：儒家对“道”的内在精神追求是否有可能，中庸人格怎样培养？

　　答：这里有一个道德法则和社会普遍原则怎么建立起来的问题。“道”是形而上的，同时又必须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方式来表现。不同的时代、国家、民族、社会共同体都有不同的境遇，都有特殊性，但这特殊性必须能够普遍化，才能具有现实性和恒久性的存在意义。

　　所谓国学或儒学复兴，不是要回到过去。历史上每一代的儒学，其首要的任务，都是要通过经典系统的意义重建，形成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理论、新思想，以应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现在我们看儒学和经典，只把它当成知识。其实，国学不是摆在那里的四库全书，不是古董和单纯的历史知识。它是经过每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和经典的意义重建，活在当下和生活中的传统。传统不能割裂，价值系统的建构和个体精神的教养须建基于文化生命的连续。中西方文化都强调个体独立人格的塑成，但其教化的理念和方式各有不同。在超越与个体之间，西方文化讲究两极的互补，中国的教化传统则强调两端的相通。两端相通，体现的就是一种中庸的精神。而中庸精神的培养则需要体制化的经典教育和传统礼仪礼俗的重建。只有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民族传统的文化教养和生命滋润，中庸人格才能从中培养出来。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