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世界秩序表现为帝国秩序，中国的“天下”—朝贡体系—不过是帝国秩序的某种变形。帝国秩序的特征是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等级与统治关系。民族国家的出现颠覆了立足于不平等和支配关系之上的帝国秩序，要求人们承认所有民族国家拥有平等的主权并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从而在原则上否定了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虽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并没有避免战争并且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只有这一秩序明确确立了侵略战争这一战争范畴及其不正当性和不道德性，从而开始对战争进行种种规范和限定，甚至从根本上质疑战争本身的正当性。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突破。民族国家的平等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最终摧毁了近代欧洲列强所建立的强力帝国，催生了“二战”以后的去殖民和民族解放及独立运动。今天，在国际法当中，泱泱大国与蕞尔小邦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需要以全民公投这样的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方式来兼并克里米亚，而在历史上它只需要动用武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天下主义在被重新提出之前必须经过重大修正。传统的天下观根本上表达的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立足于“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尽管可以把这种华夷之辨从文明论的角度加以解释，但事实上其背后若隐若现地埋伏着某种种族论，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晚清反满革命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今天很多汉族人不自觉的汉族中心主义和对周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也同样可以由此溯源。所以，今天的天下主义必然要放弃这一华夏中心主义而承认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不过，一旦天下主义承认了民族国家体制在法律和道德上强大的正当性，那么它还能保留多少实质内涵，或者甚至说它的提出是否还有必要，则成为天下主义者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传统天下主义立足于儒家宇宙论和礼法思想，把文化之间的差异道德化，从而确立等级和优劣，并由此建立一种俯瞰和包容他者的秩序。

    在今天，这一套学说显然过于实质化，它无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给予某种形式上的平等承认。而一旦它接受民族国家的平等主义而放弃以儒家道德和文明秩序来建构对他者的认知，它事实上也就自我瓦解了。在基督教世界，在近代之前，很多欧洲人长期出于对《圣经》历史和上帝拣选的狭隘理解而确信只有欧洲才拥有真正的文明，因此当欧洲人发现东方特别是中国同样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时，这一套欧洲文明论和历史神学也就崩溃了。同样，当传统的天下主义遭遇西方文明的挑战时，它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今天，我们如果承认中国之外的诸民族不需要儒家教化而可以与中国取得平等的法律和道德地位，中国的“天下”何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天下论接受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那么它将遭受民族国家所遭遇到的同样挑战。一个缺乏实质内涵和绝对权威的天下如何能解决其成员之间的领土争端？它可以诉诸什么样的超越性的资源来说服其成员搁置乃至放弃这一争端？这样一个天下相比于目前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有什么样的特殊优势？


    针对天下论的内部论述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天下主义包容差异的能力被认为是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大帝国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也得承认，这种包容事实上只是在中原和边疆建立起某种松散的文化和政治联系，也就是说天下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地把这些非儒家和非汉族的族群整合到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而正是这些族群之间的异质性为今天的民族问题准备了土壤。今天的天下主义者还没有对这一点进行深入反思就已经开始宣称天下主义可以解决民族国家看起来拙于应对的族群问题。也就是说，天下主义自身没有能力建立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却已经开始自认为拥有维护共同体的能力。相反，正是在革命和暴力中初步建成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把这些松散的边疆变为中国的实质性领土，完成了天下主义所从未真正实现的政治体建构。

责任编辑：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