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英雄人物、脊梁式人格，其动商不会低。儒家养人才，在“文”方面主要由灵魂式人物孔子开发学生的情商和智商，在“武”方面主要由脊梁式人物子路开发学生动商。然而，两千多年来儒家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理念中的“武”（动商）被遮蔽了。在儒家文化这张名片中重“文”缺“武”持续至今。如果现在加强动商理论研究，挖掘儒家动商成果，可以弥补“儒家名片”缺“武”空白。】

（国防大学仲彬教授）

动商，伴随人的出现就有之，即有人就有动商。动商形成动商学说的显性标志是儒家学说的诞生，那时，孔子办学40余年，虽未使用“动商学说”概念，但使用“武学”概念。即使到了今天，“动商”“动商学说”这两个概念也只是才被人们使用几年，而且使用时大都与体育（或广义上的动）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动商”形成“学说”并不就是体育（或动）范围能够涵盖得了的，“动商学说”在儒家文化体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下也有重要的挖掘价值。本文侧重探讨动商学说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及动商学说来源问题。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重智商轻动商酿悲剧

孔子28岁前后辞小官（委吏、乘田吏）办私学。开始办学规模不大，教学上重“文”商轻“武”商，学生中缺少武功高强的人。学校出现“三盈三虚”现象。“虚”，即孔子学校被人几次三番砸得稀巴烂，孔子师生中就没有人凭武功能够制服捣乱者。此事，令孔子师生非常苦恼，面临学校办不下去的局面，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孔子欲哭无泪，找季孙相国评理，而季孙相国表面上糊弄孔子，说要惩罚捣乱者，却暗地里支持捣乱者。捣乱者勒令孔子停止办学，孔子走投无路。在这关键时刻，或闻暴虎屠龙大英雄子路消息，孔子喜出望外，带几个学生，步行百里上门招收子路为徒。

子路入孔子学堂后，少正卯仍然带着一帮捣乱分子来孔子学堂捣乱，被子路制服。从此，“畏子路，恶言不入于耳”。就是说，由于武功高强的子路到来，使孔子学堂转危为安。

总之，孔子一开始办学重智商轻动商酿悲剧，使他从中醒悟：处于春秋末年，天下大乱，靠拳脚立足，办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仅仅是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是不识时务的；只有培养出文武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合社会需要。从此，孔子改变办学理念，既教文，又教武，即智商与武商并举，拉开中国“武学”大幕，演绎地说，中国“动商学说”有了外在公布于世的形式——“武学”（武商）。当然，“武学”（武商）作为中国“动商学说”的初级形式，或者说源头形式，尽管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动商学说”，但儒家“武学”（武商）价值在于使中国的“动商学说”有了根。

智商动商齐驱人才旺

子路毕业后自愿留在孔子身边，协助孔子办学，成为孔子学堂的第二号核心人物（仅次于孔子地位和身份）。

第一，就教学来说，孔子教“文”，子路教“武”（御、射、刀剑、骑马、赤手拳术等），“文”“武”合一培养人才。应该说，为适应社会需要，孔子学堂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在当时是相对全面的人才，今天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第二，就培养学生情商武商合一来说，孔子倡“仁爱”，子路倡“武德”；孔子力主“忍”，子路力主“义”；孔子怀“善”， 子路怀“直”；孔子心“恭”，子路身“正”•••。可谓智商武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两位主要教育者尽管教学风格迥异，但教学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可用之才，达到又红又专。

第三，就教育者自身形象来说，孔子具有灵魂性人格形象，子路具有脊梁式人格形象，而且在人格形象方面都是学生学习的楷模，使学生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榜样，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人格方面不偏废，即既重灵魂性人格塑造，又重脊梁式人格塑造。

由于在人格塑造方面“软商”与“硬商”结合培养教育学生，最终培养出贤人七十二，其中孔门十哲享誉天下。就拿十哲之一的子路来说，他为救主、救君、救国而慷慨就义，临死时还向叛乱者大声喝道：“君子死，冠不免”，为儒门的圣道而殉道，结缨赴难，舍生忘死，永垂千古，为儒家人格形象树立了丰碑。子路在瞬间的英雄形象，可谓是高动商的凝练。

总之，子路的“武学”教学，一生中的脊梁式人格形象，与叛乱者殊死搏斗的伟大壮举，是“动商”智慧瞬间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因此，说“动商学说”伴随着儒家学说的诞生而隐性诞生一点都不是虚夸，儒家“武学文化”就是其真实写照，子路英勇献身就是其典型事例。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