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建立者细奴逻，早年躬耕于云南巍山一带，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建立大蒙国，自称奇王。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细奴逻派子逻盛入唐朝贡，唐朝册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
在细奴逻至阁逻凤统治前期的百余年间，有大批南诏贵族子弟至内地学习。《南诏德化碑》称当时“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时人说：“天子缘其勤，合六诏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阁逻凤本人积极倡导儒学，《南诏德化碑》称其“不读非圣之书，常学字人之术”。
唐天宝年间，唐和南诏关系破裂，南诏仍通过其它途径继续学习内地的先进文化。被掳掠的汉族知识分子曾在南诏传授汉族文化，又从内地带去许多汉文典籍，大大提高了南诏境内各族人民的汉文化水平。如南诏攻破巂州后，唐西沪令郑回被俘。阁逻凤因郑回精通儒学，“甚爱重之”，令教子弟，阁逻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习儒学。
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重修旧好。南诏遣送统治者的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前后延续50年，就学者多达上千人。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称：“自南康公凿青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土风、山川要害。”由于来成都学习的南诏子弟人数太多，以致“军府颇厌于稟给”。大批南诏子弟在成都，唐朝“许赐书习读，遽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使中原先进文化在南诏境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郑洪业为唐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状元，有《诏放云南子弟还国》诗云：“德被陪臣子，仁垂圣主恩。雕题辞凤阙，丹服出金门。有泽沾殊俗，无征及犷 。铜梁分汉土，玉垒驾鸾轩。瘴岭蚕丛盛，巴江越嶲垠。万方同感化，岂独自南蕃。”诗中描绘了南诏子弟辞别唐都长安学成归国的情形。《礼记·王制》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清湼之。”唐人习惯以雕题代称南诏。金门指金马门，汉代征召来的人，都待诏公车（官署名），其中才能优异的令待诏金马门。可见当时才能优异的南诏子弟曾被选送到长安就学。就学于长安和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南诏，使南诏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南诏不仅派子弟到内地求学，而且还在当地开办学校，发展教育。第一代国主细奴逻便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南诏德化碑》称阁逻凤时期：“绍开祖业，宏覃王猷，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
”
所谓“阐三教”，即阐扬儒、道、释三教。唐代以崇儒尊孔为基本，以道、佛两教为辅助手段；南诏也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杨慎《滇载记》称：“晟罗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立孔庙于国中。”《滇云历年传》谓：“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立孔子庙。”《僰古通纪浅述》载：“以张俭成为国老，以杨法律和尚为国师。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杨法律和尚俗名杨道清，后受封为显密圆通大义法师。虽然关于南诏最早建立孔子庙的说法不一，但最迟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时，南诏已效法唐朝，确立儒、道、释三教并立的文教政策。孔庙的建立是南诏官办学校的开始，孔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传授儒家文化的地方。唐代庙学合一，孔庙也称学庙，既是供奉孔子的庙堂，又是学生肄业之所，一称庙学。
所谓“宾四门”，语出《尚书·尧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有学者将“宾四门”中的“四门”解释为唐代的“四门学”。北魏创立“四门小学”，初设于京师四门，后与太学同在一起。至唐代，“四门学”逐渐演变为大学性质，隶国子监，传授儒家经典，性质与国子学、太学相同，只是学生家庭出身品级较低。南诏效仿唐朝创办的“文学”，其性质则与唐朝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类似。
南诏时期，西南地区的儒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人孙樵在《序西南夷》中称：“道齐之东，偏泛巨海，其岛夷之大者，曰新罗；由属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驰七八千里，其群蛮之雄者，曰南诏……唐宅有天下，二国之民，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也。其新罗大姓，士有观艺上国，科举射策，与国士偕鸣者。载籍之传，蔑然前闻。夫其生穷海之中，托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马、校战猎而已，乌识所谓文儒者哉？今抉兽心而知礼节，褫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风远洽耶？尝闻化之所被，虽草木顽石，飞走异汇，咸知怀德，于是乎有殊能诡形之效祉者，二国之为其瑞与？夫天瑞之出不孤，将必有类者，则庚朔之隅，不怀之伦，其向风仰流，归吾化哉！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泫庭、苑巢神禽。樵则曰：二国文学也。”文中对新罗和南诏的文化教育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新罗广泛吸收唐文化，文化高度发达，能文之士很多。将南诏文学与新罗文学相比，视为大唐帝国之天瑞，足见南诏文化教育成就斐然，已接近内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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