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尽管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它并不是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远人，而且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它就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因此，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在求道入德之方上，君子应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这样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孟子也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可见，圣人之治国平天下、导民向善，乃以教“孝”为始点。所以，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简单而根本的孝亲尊师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正如在《孝经》开篇孔子问曾子的：“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孔子问曾子说，古圣先贤有一个治理国家、达到社会和谐的重要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并因此引出了对孝德的阐述。所以今天，要发挥儒家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去儒家思想里寻找一些符合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只言片语，而是要重视看似过时、而实为儒家伦理根本的孝亲尊师的教育。只有抓住了这个根、培植这个根，才能使儒家的仁爱精神和平治天下的思想枝繁叶茂、发扬光大，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

　　儒家思想在孔孟时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时间里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学儒的人能够身体力行孔孟的教诲，学儒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孔子、成为孟子，能够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长养起“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然正气，因而受到社会大众的敬仰。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学儒的人却不再能够身体力行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诲，当人们看到读书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时，就以为儒家学说是伪道学，学儒的人是伪君子，因而才有了儒家思想衰微的结果和文言文被废除的命运。这也证明了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那些对儒家伦理听而不闻，闻而不信、不行的人而言，无论儒家思想多么广博精深，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多么殊胜简易，也无法使他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说，“非道弘人”；而只有那些真正认可儒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并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儒家教诲的人，才能体会到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从而明白清苦贫贱的颜回究竟乐在何处？感受到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终切身体会那种如泉水般涌出于内心的喜悦。

    今天，在西方美德伦理复兴的思潮推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儒家学说的研究热潮。在21世纪，各个国家都在寻求解决冲突、恢复和平的有效途径。而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和历史传统，应当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积极倡导者。这一点，也为汤因比先生所看到：“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能否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挥应有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儒家学说本身，甚至也不在于研究儒家学说的人构造的理论体系如何严密，而是在于推崇儒家学说的人是否能够通过身体力行儒家的教诲，为社会大众做出良好的榜样：当他在家时，对父母而言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子、对妻子而言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对孩子而言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当他在外工作时，是一个恪尽职责的员工；当他成为企业家时，是一个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商人；当他当领导时，是一个受群众爱戴的领导；当他作老师时，是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要发挥儒家学说在当代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争论儒家学说是否具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内容（如果人们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这一点就是无需争论的了），而是要培养能够身体力行儒家教诲的人。

　　那些能够以一颗感恩的心、谦虚的心、惭愧的心来展读《论语》和《孟子》，去体会圣贤人的存心、落实圣贤人的风范、通过身体力行圣贤人的教诲不断提升自己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承担起承传和弘扬儒家学说的重任，并使之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