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读书主要以传统典籍为主，近来读了一些清人的文集和著作。涉略到这方面时，就会牵涉到一个争论，即“六经皆史”的问题；关于“六经皆史”，以前有很多说法，传统认为，六经就是六艺。其实，古代所谓的六艺和现代的六艺有很大的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并不见得就是“六经皆史”，如果宽松一点来说，是“六经皆艺”，精准一点说，是“六经皆经”。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引起一场“六经皆史”或“六经皆艺”的争论，而是，从宏观来看，六经本是从六艺而来，只不过是到了汉代，因为提倡经学，六艺就被列为六经。
因为时代的关系，后来专门讲史的人提出了“六经皆史”。其实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说法。如郝经主张“六经皆道”，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马一浮则认为“六经皆艺”，诗人钱钟书则认为“六经皆诗”，龚鹏程先生站在文学史的基本立场，是反对汉儒，甚至反对经学，他认为以魏晋的审美自觉而言，“六经皆文”。或许，将来会有某位哲学家提出“六经皆哲”或“六经皆子”。
六经之说源于《庄子·天运》，其中，老子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的陈迹，这种遗迹是脚印，而不是脚。而这个说法，引燃了西汉之后“经史之争”的火苗。
《三国志·荀彧传》中注引何劭记荀粲说六籍为“圣人之糠秕”，钱钟书《谈艺录》认为这正是“六经皆史”的开端。隋朝的王通在《中说》里直接说《书》、《诗》、《春秋》“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第一》在叙述史家源流时，便以《尚书》、《春秋》为六家之一。这是史学家对经的看法。宋代朱熹认为读书的次序，应当以程颐所教“先经后史”为是。陆九渊认为著书立说就是要“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认为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是“欲因学文而学道”，即为了学文而学道。
到了明代，王阳明认为，《春秋》“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所以“五经皆史”。而李贽则贬斥经书为“六经皆史可也”。王世贞重史轻经，认为《六经》是由史而论之理，盈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这是就典籍的意义而言的。
清人顾炎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钱大昕认为经史无二学，是因为“李充、荀勗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来排斥乾嘉汉学之盛，章太炎深受章学诚的影响，提出“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这种说法是融通经史的方式。
《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六经是经孔子“编次其事”。廖季平认为，《书》《诗》《礼》《乐》《春秋》，笔削全由孔子。皮锡瑞《经学历史》、廖季平《知圣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都驳斥古文经学，认为“今古文之争”始于疑经，渐至非圣；自杜预说《春秋》以尊周公卑孔子，宋人说《易》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将六经归为文王周公旧典，在汉以前是无视这种观点的。刘歆、班固屡称孔子，不道周公。到了汉明帝并祀周孔，郑玄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更受古文家所推崇。
蒙文通认为，六籍是经过“删定之书，则大义微言，粲然明备”。马一浮先生提出“六经该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即是孔子之教，“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在这里，六艺即等于六经。这种看法我本人也很赞同。
有人认为，“六艺”是以年龄、深浅分为小艺和大艺。书、数为小艺，是所谓的初级课程；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级课程。另一种说法认为，夏、商、西周的六艺属于军事技艺，儒家六经属于理论和知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见于事为艺”，将涉及具体事物的“礼、乐、射、御、书、数”称作生活技能教育，抽象事物“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作学术理论教育。
我个人的看法是，“礼、乐、射、御、书、数”是培养武将必备的技能课程，“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培养文官必备的技能课程，但实际上，春秋时期是文武皆习，只是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因此，宏观来说，“六经皆艺”。
有人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典籍定为《六艺》。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孔子所言：“六艺于治于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汉代推崇孔子教学的典籍，作为治世教化之用的范本，而将儒家六典定为六经，成立五经博士。因此，精准地说，是“六经皆经”。因为汉代以后称经是有特定意义和范畴。而传统读书人，则以经书为其立身处世的基本文化滋养。
其实，六经皆史是史学家的期盼，这也没有争论的必要，经学有经学的要义，史学有史学的要义，经学的要义在求善，史学的要义在求真。各有所偏，各有所能。中国的学问与西洋的学问不同，并不是以求真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求善。中国是以礼治国，而非以法治国。善是其目标，礼是实现的途径。
因此，我在读清人著作反观这个命题的时候，认为应该客观地来看待。在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背负古人“今古文之争”的原罪，那些典籍都只是各具特质的材料而已，经史之间不应该再打来打去。（郑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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