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语)，这己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是，《周易》中记录着先民们极为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涉及到哲学与文化的许多问题，体现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易》是总结我国古人经验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它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母胎，其后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特别是作为中国哲学根本问题的“天人合一论”，就是从这一母胎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周易》所以能够成为“群经之首”而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最高地位的原因所在。
一、《易经》与“天人之际”
我们既然承认《易经》是卜筮之书，那似乎就应当承认，它是巫术文化的产物，所反映的思想也应是神秘主义或宗教迷信一类的思想。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易经》从占筮到成书，显然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在它的最后成果——《易经》之中。因此，它既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同时亦是它的发展。
从现有的《易经》文字来看，它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抽象能力，运用了某些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方法，孕育着某些科学思维的萌芽，而且表现出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当它以经典形式被确定下来之后，理所当然，便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它所涉及的问题，正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从结构形式而言，《易经》是一个以象、数为特征的符号系统，具有某种形式化的特征，但它又配以卦、爻辞等文字说明，以阐发其中所涵的意蕴，这些结构及其意蕴代表了《易经》的基本思想。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是神秘主义的“互渗律”，还是科学预测学?还是别的什么思想?
从方法论看，《易经》属于经验综合型思维，不是逻辑演绎思维，是在观察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在某种假设推导中形成的。它的思维方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是单一的或直线式的。但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模式，正好相反，它确有一个稳定而基本的思想模式，它就是原始的“天人合一论”的整体思维。
《易经》的基本功能是预卜吉凶，但是在预卜吉凶的时候或之后，它还要提出某种说明。有人认为，《易经》的基本思想是因果论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目的论思想。前者是科学的，后者则是神秘主义的，两种解释是截然相反的。
不能否认，《易经》在它提供的说明之中，确实有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为什么筮遇某卦某爻便是吉，便是悔亡，而筮遇另一某卦某爻便是凶，便是悔吝?这里有某种超出理性之外的神秘原因，很难用一般因果律来解释。事实上《易经》中有些卦明显地表现出天命论一类的神秘主义思想，以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否卦之九五爻辞说:“有命，无咎，畴离祉。”（“畴离祉”高亨解作“寿且福”，从之。)又如大有卦上九爻辞说:“自天佑之，吉，无咎。”这类例子说明，《易经》具有天人目的论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在天与人之间，有某种既非机械论的又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神秘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先天预定的，还是后天选择的，它都预设了某种不可测知、不可抗拒的神意，它是人的吉凶祸福的最后决定者，筮者则是它的传达者。
这当然符合巫术文化的一般特征，它就是早期的天命论思想。但是，我们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易经》是一部天人目的论的神秘主义著作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理解未必太简单了。神秘主义固然是《易经》思想的一个特点，但不是它的唯一特点，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特点。透过神秘主义，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尽管处于萌芽状态，却代表某种发展趋势。
《易经》思想也不是机械因果论思想。所谓机械因果论，就是从原因推出结果，二者的联系是直线的，“必然的”，在原因条件之中就必然地包含着它的结果。但是通观《易经》，却并不存在这样的因果必然性。许多卦讲到人的吉凶祸福同某种现象有联系，但并不是机械决定论那样的必然性，而是一些特殊而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既不是“预定的”，也不是“必然的”，倒不如说是随机的，或者是或然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相关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更重要的是，有人即主体因素的直接参与。因此，很难用直线式的因果论去说明。
《易经》是讲各种关系和联系的，其中也有逻辑联系，但不是因果必然性的机械联系，在《易经》中，没有明显的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而是许多因素和条件同时起作用，并且是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某种机遇或结果。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外在的，又有内在的，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要比线性因果思维复杂得多，当然也缺乏因果思维那样的逻辑明晰性。
既不能停留于神秘主义目的论，又排除了因果决定论，那么，可能的联系又是什么呢?能不能说，《易经》所讲的联系只是某种纯粹的偶然性，或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呢?这样理解也有困难。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任何说明的意义。无论卜筮也好，预测也好，无非是找到某种说明，以应付环境，决定行为，并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而纯粹的偶然性和无联系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更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寻求某种联系或某种统一性，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妄想。即便是丢铜币那样的“游戏”，其中也有某种概率，而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即便是休谟那样的经验论，虽然否定了因果律，却要从人的心理知觉或心理习惯作出解释，并不是毫无说明。《易经》固然属于经验综合型思维，但同样也要找出人与自然界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正表现出它的思想特征。
心理学家荣格对于《易经》思维给予极高评价，并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他说:“《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试图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心理学与文学》，第250、252页，三联书店1987年饭)荣格把《易经》同西方传统思维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不同于西方的因果思维，它不是线性的，而是“集合”的，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他所说的“同步”，就是指各种联系处在“相对共时性”中，在这样的联系中，时间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体”,“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同上书，第251页)。应当承认，荣格的发现在文化学和思维科学上是有意义的，他的解释也有相当说服力。但他所说的"闭联集合体"主要同心理学有关，并以此解释和论证了他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观念。
我们不讨论《易经》思维是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也不讨论二者之间有何关系。我想指出的是，《易经》确实不是机械因果论思维，同时也不是纯粹的数学集合论思维，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维，这才是《易经》思想的根本特征，但还不是它的唯一特征。
《易经》的符号系统带有很大的神奇性，使后人和当代人不断进行推测和研究，后来的象数学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易经》和象数学中并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数学，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天人之学”。其原因就在于，《易经》中的“数”，始终没有同“象”分离，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易经》中的“象”，不是别的，就是意象，即代表某种物象，并且隐含着某种意义。它的基本要素是--(阴)一(阳)二爻，二者的不同排列组合，便构成六十四卦。这同生物的基因排列组合相暗合，但它是不是基因论，在我们的讨论中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它们只能在每一卦中存在，而且起功能作用。它所在每一卦中的地位不同，作用也就不同，因而显出复杂多样性，同时却又是一个整体结构。每一卦都是一个整体，但它们也不能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其他多卦处在有机联系之中，这种联系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整体结构是"闭合"的，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又是无限的。
二、《易经》与生命
《易经》的意义世界主要是由卦、爻辞表现出来的，除了它的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其中更深刻的意义则是生命意义，《易经》最关心的是人类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而不是其他。它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并在统一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易经》卦、爻辞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命为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它看来，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并且一刻也没有脱离自然界，二者处在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之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有关，每一卦中的--、—二爻，便是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
更重要的是，生命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演进的过程，人和自然界构成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两个基本项，一切联系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关系展开的。其基本的演进过程正如《序卦传》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把天地看作生命的来源，认为万物是由天地产生的，人类则是由天地万物产生的，因此，人和天地万物有内在的联系。如果说这里也有某种“因果”联系，那么，这不是机械论的，而是生机论的。后来《系辞》等传又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以及天、地、人“三材”之道等哲学命题，这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易经》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这些命题更加清楚地表明，人与自然界不再是外在的因果关系，而是内在的有机联系，并且有某种目的性(但决不是神学目的论)。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哲学未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以及机械论和数理哲学这一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易经》如此关心生命现象，以致从人类的生命活动出发，观察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从中找出生命的意义和来源，并且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具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和人的生命活动有着内在的关系。这种观察考虑问题的方式，确实是中国古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六十四卦作为象征性符号，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种生命意义，并且构成一个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有机整体。而每一卦不过是有机整体中的一个要素，同时却包含着人和自然界的两个方面，二者不仅是对应的，而且是统一的。
这种思想从原始八卦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八种事物或现象，这八种现象与人的生命有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生命的来源或不可缺少的条件，实际上代表着生命整体。乾是纯阳，代表天，以龙为象，而龙象征着水中所生之物，又能升至天空。因此，天并不是远离生命的宇宙空间，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生命的来源。坤是纯阴，代表地，以马为象，而马象征着地中所生之物，又能不断生息繁衍。因此，地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荒漠之原，而是生命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源泉。乾、坤二卦被认为是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基本的两个卦，又被称之为父母卦(这也是生命意义上的象征说法)，二者都象征某种生命，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至于由乾、坤二卦所衍生出来的其他多卦，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八卦中的其他六卦都与生命有关，或者具有生命意义。震、巽象征雷、风，而雷、风正是生命发生的动因;艮、兑象征山、泽，而山、泽正是生命活动与止息之所;坎、离象征水、火，而水、火正是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总之，八卦及其卦、爻辞都是围绕生命现象展开的。正因为阴阳八卦与生命不可分，从《易经》开始，中国人便对之极为重视，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生命哲学，而不是还原为物理现象，建立起西方式的自然本体论哲学。
如果对卦、爻辞略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人与自然之间以生命为轴心的对应关系是互相转换的。有些卦虽象征某种自然界的事物，却同时可以转换为人的某种生命活动。比如兑卦，在泽这一物象中隐合着“说”这一意义，进而引伸出其他的相关意义，并且直接转换为人类的某种活动，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表现了生命的意义。兑卦初九爻的“和兑”(温和而说)，九二爻的“孚兑”(有信而说)，九四爻的“商兑”(商度而说)，都象征着和谐统一，对生命有益，故为吉;而六三爻的“来兑”(言未及之而说)，九五爻的“孚于剥”（俘掠于剥落之时)，则意味着过与不及，对生命不利，故为凶。在这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生命信息是相通的，从人的言说中体现出生命的某种象征意义。
可以说，在《易经》中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物象而与人的生命无关的，也没有任何一卦是只讲人的活动而与自然无关的。不管某卦所指示的物象是什么，其实际意义都是讲“天人关系”的，这种关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的。这就是《易经》的天人之学。按照这种思维，天人是合一的，但并不都是神秘的，也不是没有任何规律的“互渗律”。比如乾卦，从初爻到六爻，自下而上是讲龙由“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的整个过程，同时都一一对应地包含着人的生命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则及意义。这种寓意或隐含的意义，说明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具体有内在统一性。客观地说，是讲龙的活动状态，表现自然界的生命不息;主观地说，则指出“君子”所应遵循的生命原则。二者表现了同一个生命过程。正因为如此，龙三爻不再讲龙而径直讲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般的解释是，龙代表阳物，象征刚健奋进的意义，君子也是阳性，应从“观象”中取得认识，勉励而奋进。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里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无论讲龙，还是讲“君子”，其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体现出生命不息和向上的意义。自然界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生命过程，龙不过是它的象征，这种生命过程体现在人类，便是乾乾君子，更直接地说，“君子”应透过龙而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是直接的，又是内在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体现着自然界生命的阳刚之性。因此，“终日乾乾，夕惕若”，就成为君子完成其生命的重要条件。严格地说，《易传》所谓“观象取义”，并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整体论的，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生命信息之上的。
在《易经》中，有些卦以生命物为象征，但有些卦则不是。但是，在这些卦中，同样体现出有机整体论的思想特征。我们以震卦为例，作一些分析。震的象征物是雷，雷之来能引起人们的恐惧感，这本是原始人类在同自然界的交往中所遇到的最为可怖的现象。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提高，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已慢慢从恐怖中解脱出来，并从中体认到更多的意义。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四时的循环变化对于人的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当人听到雷声的时候，就意识到生长季节的来临，万物将开始复苏。因此，震也就成为生命的信息和象征。卦辞和爻辞不再把雷声以及惊俱感作为天人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去描述，而是作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去描述，而在现象的背后却隐含着生命的意义:人类将从雷声中得到信息，从事与生命有关的各种活动。因此，初九爻说:“震来虩虩(恐惧貌)，笑言哑哑(笑语声)，吉。”六三交说:“震苏苏(迟缓貌)，震行无眚(灾)。”六五爻说:“震往来，厉，意(语词)无丧有事。”既然没有灾害，即不会妨害有关的事情，那就应该积极从事自己的事情。看来，这些事情主要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活动。这是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爻都是吉利的，九四爻辞“震遂泥”（意为坠入泥土)，虽未言吉凶，却有凶的可能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采取措施，则是可以避免的。唯有上六爻“震索索(疾速之意)，视矍矍(惊惧四顾之意)，征凶。……”意思是在这个时刻从事征伐战争则有凶;这可能与雷雨季节不利于行军打仗而又妨害生产有关。其他许多卦都有与此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形。这说明，天人之间贯穿着一条生命信息和原则，这条信息和原则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基本性质。这些信息是随时随地而变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互动的，不是受动的，这就是“易”之所以成为“变易”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易经》从自然界本身解释了生命的来源和原则，它并不需要“上帝创造人”那样的宗教演说，后来也没有发展出那样的学说。
无论从符号形式或是从卦、爻辞看，《易经》都是表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变化，但是，最基本的关系是天人关系，最基本的变化是生命变化。无论何卦，也无论何爻，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表现出天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及生命过程，整个《易经》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便构成“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的源头。在这一整体中，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生命主体。人与自然界在双向交流和互相感应的过程中，既是互相对应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这种和谐，就是生命的重要原则。因此，从根本上讲《易经》思想不是本体论的，而是整体论的，不是机械论的，而是生机论的。
作者：蒙培元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