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降,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反孔上曾经历过两次高潮,“五四运动”与十年“文革”；在尊孔上也经历过两次高潮,一是洪宪复辟,再就是当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近年来,建城造像,尊孔读经,再现了当年“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更有甚者,去年春节前在天安门广场一隅,国家博物馆北侧,竟然堂而皇之地竖起了一尊9.5米高的孔子铜像,虽然风光不过百日,毕竟“九五之尊”再次莅临天下。然而,位于“三孔”西南一隅的“三孟”,虽然“古殿依邾邑,高山近孔林”(清·顾炎武《谒孟子庙》),却只能蜷缩在孔庙的巍峨龙柱之下,萧索于孔府的危檐峻阁之阴,潦倒在孔林的虬松苍柏之野,冷落在孔丘的圣气灵人之隅,就是初识“子曰”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到这位曾经“舍我其谁也”的孟老夫子的凄清落寞。

　　其实,孟夫子这份落寞并不自今日始,孔孟之间,且不说其学说的师承关系已有隔代之远,就是“政治待遇”也有霄壤之别。孔夫子从“文宣公”而“至圣先师”而“褒成宣尼公”而“至圣文宣王”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些封号都是历代皇帝赐予的,不光其后裔世袭“衍圣公”,就是孔庙的龙柱都“相当于”皇帝级别。然而,孔夫子的隆遇,“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孟子就不同了,他不过是至圣、复圣、宗圣、述圣、亚圣诸圣之一,“亚”者,“次一等”也。他老先生忙碌一生,民间倒是有些声誉,也曾被人称为“亚圣大才”、“命世亚圣之大才”,只有从蒙古大漠侵入中原的元朝皇帝元文宗才封了他一个“邹国亚圣公”,从此他的“亚圣”称号才被圈内所承认,而他的后裔似乎直到明清之季才被朝廷特批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之待遇,这比起孔子的子孙们显然差了档次。

　　如果将孟子说得多么可怜,也不大符合实际,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孟之道”是复合概念,在学术地位上,他与孔子原本相差无几、不相轩轾,这就是为什么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有“问孔”、“刺孟”,而没有“刺颜”、“刺曾”的基本原因。然而,较之孔子学说往往为历代统治者所钟爱,孟子的观点却多为政治失意或草莽创业的人士所青睐。北宋的王安石在变法受挫、遭受排挤之时,曾赋诗曰:“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而走马山东战场,戎马倥偬的陈毅元帅,也曾题诗:“杀敌过邹县,军还访孟祠。古柏满生意,残碑启幽思。好辩子奚辩?断机母见机。民贵君轻说,周孔难为师。”(《游孟庙1945年秋》)虽称“周孔难为师”,但这与孔子的风光八面、光环罩顶,毕竟无法相提并论。何以如此呢?

　　这要从孔孟学说的比较中找根据。请看孔夫子的著名观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类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言论,皇帝看了如不“龙颜大悦”才是怪事。这也正是孔子往往为统治者所欣赏的根本原因。孟子的学说里当然也有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成分,然而,较之孔子,在他那里却多了一些民本元素,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相信任何一位“九五之尊”的“今上”,看了这些言论,都会心存芥蒂。而那位“淮右布衣”出身的“和尚天子”尤其如此。朱元璋读《孟子》,见《离娄篇》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几句话,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即下令撤去孟子在国子学孔庙中的配享牌位。(全祖望《结琦亭集》卷5)幸在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谏争之后,他的牌位才得以恢复。但是朱元璋对《孟子》中那些无视君权的语句,仍心存不满,遂又下令编辑《孟子节文》,将包括上述引文在内全数八十五条全部删去,直到《孟子》在他眼里变成“洁本”方才罢休。孔老夫子何曾有过这样的窘境?!

　　上个世纪,孔夫子流年不利,既经过“五四”时期“追求‘德、赛’”的“打倒孔家店”,也经过“文革”时期“戟指‘周公’”的“批林批孔”。在这两起风波中,虽然孟子也曾扮演过“陪斗”的角色,但还有什么比在烈火烹油的尊孔热潮中只当“配角”、遭受冷遇更为落寞的呢?毕竟也在上世纪,袁世凯要称帝,孔子“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且介亭杂文二集》)时至今日,孔子再次成为“万世师表”,　岁岁圣诞,年年祭孔,古装仪仗,八佾乐舞,参加仪式的虽然“下愚”不多,毕竟“上智”云集。而孟子呢,无论在后皇权时代,还是在前民主时期,毕竟“民本”的玩艺,不大合乎主政者的口味,这个“次级圣人”(亚圣)只能在破败的孟庙中落寞去了。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