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弟子谈论《诗》的记载：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子夏）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所问的诗，前两句原保存在《诗经·卫风·硕人》篇，原诗描述一个美女的形态和神采。子夏长于文学，这几句诗对他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子夏却要追问这首诗是什么意义（何谓也）。孔子告诉子夏，这诗的意思是说“先打好白底，然后再在上面彩画”（绘事后素）。子夏由此又推衍出“礼节仪式的重要性不是第一位的”（礼后）的结论。抛开原诗的字面涵义，探求更深的言外之义，驰骋联想，尽情发挥的解诗方法，在今天大学中文系也未必会得到教师的认可，却得到孔子的赞许，认为子夏得到读诗的诀窍（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里看出孔子的教学方法的一些特色。孔子善于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善于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要学生举一反三，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各人的创造性。

　　师生问答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讲如何做人（仁），如何做这（为政），如何对待父母（孝），都是一些大题目。没有发现孔子如何教学生识文断句的记载，孔不对学生讲授文化启蒙识字的初级课程。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都是比较抽象泛的大题目。

　　孔子的儿子孔鲤在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诗》没有，又一次孔鲤从庭前经过，孔子问他学过《礼》没有。孔子不知孔鲤学过什么课程，可见他不参与初级班的教学工作。汉末马融设帐授徒，不亲自为初级班讲授，命高年级弟子为低年级弟子讲授。这种办法或来源于孔子，也未可知。

　　孔子教学方式类似大学的讨论班（西明纳尔或称读书班），而不同于今天大学的课堂讲授，先生讲、学生听；先生说、学生记。《论语》还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出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以后，孔子的传人孟子也不主张死记书本知识，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孔孟开创的借题发挥，多方引伸的学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后来汉儒的“家德”，即所谓学派。《汉书·儒林传》所列的都是各学派的代表人物。

　　孔门说诗的精神在于即兴阐发，因人因事而异。后来学者扣住诗的一章一句，给以固定的解释、注疏，都不符合孔子的精神。《诗经》三百篇，孔子提出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诗经分明有男女相赠答的爱情诗，也有男女幽会的描写，不能说它“无邪”。孔子曾明确批评“郑声淫”。淫，当然是“邪”的。孔子的“思无邪”，指的是孔子对《诗》的诠释原则，阐发诗的微言大义时，即使对那些男女爱情诗，淫奔之诗，也不能按照原诗的“邪”思去阐发。“像“巧笑倩兮，美目分兮”描写美人的诗句，孔子要联系上“礼仪”这些大道理，从文句以外阐发出新义。这种解诗法，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是个创举。孔子开创了阐发微言大义的诠释学。孔门说诗新义，为解诗开了新生面，新义世代相传，形成文字，记录成册，有齐、鲁、韩等众多流派。《毛传》也是一派。所谓讽刺××，歌诵××，都是诗经的阐发义，诠释学，不能当作诗经的经疏来理解，它本来不是用来解释诗经的文句的。

　　北宋的几位诗人（如欧阳修等）和南宋的朱熹，对《诗经》进行重新估价，力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功劳不可没。但是，我们也应指出，《毛传》说诗，是孔门说诗的正统。这种学风直到清代王夫之，还恪守不渝。

　　《毛传》作者比朱熹更接近《诗经》流传的年代。朱熹凭直观，一眼便能看出《诗经》的那些男女爱情诗，幽会诗，而《毛传》作者反而看不懂，这是不可能的。说《毛传》作者有意曲解，也没有根据。《毛传》继承孔门的传统，它讲的是《诗经》“发挥义”。时代不同，年代隔久了，后人把《诗》的“发挥义”当成《诗》本有义，与《诗》的原文对不上号，强为解释，就显得支离难通。所谓歌诵××，讽刺××，本来可以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不是固定不变的。后人忘记了，或者不理解这种孔门说诗方法，把记录的文字看死了，僵化了。这样，既不能联系当前发生的“实际”，进行讽刺或歌颂，又无助于了解《诗经》的本来意义。为读者着想，要求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近代学者如闻一多、胡适、郭沫若，沿着朱熹等人的方向继续探索，利用近代社会学、民族学的成果，把《诗经》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对恢复《诗经》本来面目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应看到，汉代经学又有汉代的特点，它善于联系实际，发挥微言大义。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后人忽略古今社会的差别，也没有考虑到古人说经与今人研究《诗经》用意的差别，于是产生汉学与宋学的对立。“知人论世”，做到并不易。（任继愈）

责任编辑：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