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一直是中国古代众多有良知、有见识的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梦想，一向被视为治乱兴亡的要害所在。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重视的思想。
检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维持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很早就被确定为统治集团的重要职责，是政治权力拥有道义优势的关键要素。老子称损有余而奉不足为“天之道”，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韩非子指“均贫富”为“帝王之政”的重要内容，墨子亦有对古代帝王“分财不敢不均”的赞誉。宋代理学大家张载认为“周道止是均平”，贫富不均便无天下大治。朱熹、范仲淹都曾以《周易》为据，论证损上益下为固本之策，反之则乃“剥民奉君”、“危之道也”。范仲淹强调，损有余补不足，乃“杳杳天枢，恢恢神造”，因此，为政理应“敦称物平施之心，行裒多益寡之道”，断不能“夺民世产，以资富人”。
维系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只有公平分配财富，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贫富悬殊必然矛盾激化，终成祸乱之源。明代方孝孺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清代龚自珍指出，贫富分化总是由最初的“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欲确保朝廷的有效管控，就必须防范贫富分化。因为当财富膨胀到一定程度，有人便敢于藐视国家，拒绝为朝廷效力；当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的时候，人们必定冒死反抗，不惧严刑峻法。故管子称：“民富则不可以禄使，贫则不可以罚威也”；“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谋“均平”之策，为扶贫抑富发声。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始终是历史上的热门话题。从重本抑末、阻遏商业资本的扩张，盐、铁、酒的官营专卖，到均田、限田打击土地兼并，均平赋税负担，历代论述不胜枚举。政府之所以必须干预分配，其一，社会财富总量有限，少部分人财富的极度膨胀，必然致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唐代陆贽称：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其二，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赢家通吃。东汉王充认为“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明代海瑞特别抨击知识精英，痛斥这个掌握话语权力、本该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寡廉鲜耻、利欲熏心，正是他们的贪婪，使百姓陷入困境。当然，历史上也有人认为，是智愚、勤懒决定了贫富差别；富人下养百姓上奉国家，应格外的尊重和礼遇。但是，这类为完全站在富人立场上为其声辩的观点，在历史上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更多的人还是如孟子那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痛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不合理现象。
“均贫富”政策的实施，涉及统治集团的政治自觉、政策手段和调控能力。
政治自觉。如果坐视贫富分化，必是民怨沸腾，甚至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一再向宋神宗强调：天付陛下九州四海，就是要“使陛下抑豪强，伸贫弱，使民富均受其利，非当有所畏忌不敢也。···‘均无贫’，盖孔子之言，于圣政有何害？”他警告说，如果不能“以政令均有无”，迅速扭转富侵贫、强凌弱的局面，必定民心离散、事不可为。起于民间的朱元璋，知百姓疾苦，睹前朝亡覆，尤其重视借政权力量抑强安弱，摧富济贫，以缓解社会矛盾。他强调，人君和百官的职责就是“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其所安。”《明史》记载，朱元璋“立法多右贫抑富”。
政策手段。从思路上看，有节流与开源两类。节流主要表现为轻徭薄赋、量入为出；节制统治集团的贪欲，崇俭去奢。汉景帝、唐太宗都曾力倡节俭，减轻民众负担。曹操更是以严厉手段惩治部下和亲属的奢靡行为。开源则是加大对富家豪族的征收力度，从而起到增加国家收入和抑富济贫的双重效果。就政策手段而言，一方面是以国家权力限制、打击大商业资本的扩张，如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另一方面，是推行“均田”、“均税”。西晋的占田制，以及从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都是试图从限制土地兼并入手来缓解两极分化。
调控能力。推动“均平”仅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成套的措施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贯彻政治意志、落实政策措施的能力。曹操改革赋税制度，强迫豪强大幅增加赋税徭役。他严令地方官如实评定各户资产作为税负依据，并以身作则，要求首先对自己家族进行评估。明代重臣张居正在皇帝的支持下，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面对“豪宦之家”的反弹，张居正强力推进，严惩阻碍的勋贵、豪强和官员，或贬为庶人、削夺宗禄，或降级后戴罪管事。说到底，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对此，能否有效遏制，亦是成败关键。一旦主事者失去了排除干扰、杀伐决断的能力，“均平”就会流产。
“均贫富”是响亮的口号，曾鲜明地书写在起义军的战旗之上。
在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均贫富”的口号有效的凝聚了穷人的共识。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均平”。五代南唐的农民起义提出“使富者贫，贫者富”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针对“财富不均”的现象，发誓“摧富益贫”，夺取富人之财分给穷人。所到之处，群众“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农民战争的顶峰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要解民于倒悬，建天国在人间，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
以战争手段调整社会财富，必定代价极高且充满血腥。黄巢义军处决贪官污吏，剥夺豪富财产，“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多少豪富之家转眼一贫如洗。昨日贵族乞食长安，往昔朝士卖饼为业，狼狈逃亡者难以数计。中原士庶，十室九空，田园别墅，摧毁殆尽。元末农民起义军 “大掠富民家”，重创之下，“巨姓大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愈烈！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两极分化。也正是北宋起义军第一次公开提出“均贫富”的诉求，并表现出强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义军诛杀彭山县令齐元振后，又剖其腹，以钱填塞，“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杀掠巨室”、“狠噬巨室”、“见富人如仇”等字眼在史书上亦多有记载。
在注重等级秩序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所谓平均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伪命题，在中国历史上既乏思想资源，更无现实土壤。对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解读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朱熹注“均无贫”就更加直白：“‘均’，谓各得其分。”也就是说，承认差别，但要剥削有度，确保民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由此便能够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一旦两极分化突破民生底线，农民起义的暴力抗争便是无法避免的选择。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