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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论贫富之道
来源:红旗文稿 | 201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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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贫富”一直是中国古代众多有良知、有见识的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梦想,一向被视为治乱兴亡的要害所在。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重视的思想。


  检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维持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很早就被确定为统治集团的重要职责,是政治权力拥有道义优势的关键要素。老子称损有余而奉不足为“天之道”,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韩非子指“均贫富”为“帝王之政”的重要内容,墨子亦有对古代帝王“分财不敢不均”的赞誉。宋代理学大家张载认为“周道止是均平”,贫富不均便无天下大治。朱熹、范仲淹都曾以《周易》为据,论证损上益下为固本之策,反之则乃“剥民奉君”、“危之道也”。范仲淹强调,损有余补不足,乃“杳杳天枢,恢恢神造”,因此,为政理应“敦称物平施之心,行裒多益寡之道”,断不能“夺民世产,以资富人”。


  维系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只有公平分配财富,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贫富悬殊必然矛盾激化,终成祸乱之源。明代方孝孺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清代龚自珍指出,贫富分化总是由最初的“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欲确保朝廷的有效管控,就必须防范贫富分化。因为当财富膨胀到一定程度,有人便敢于藐视国家,拒绝为朝廷效力;当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的时候,人们必定冒死反抗,不惧严刑峻法。故管子称:“民富则不可以禄使,贫则不可以罚威也”;“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谋“均平”之策,为扶贫抑富发声。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始终是历史上的热门话题。从重本抑末、阻遏商业资本的扩张,盐、铁、酒的官营专卖,到均田、限田打击土地兼并,均平赋税负担,历代论述不胜枚举。政府之所以必须干预分配,其一,社会财富总量有限,少部分人财富的极度膨胀,必然致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唐代陆贽称: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其二,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赢家通吃。东汉王充认为“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明代海瑞特别抨击知识精英,痛斥这个掌握话语权力、本该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寡廉鲜耻、利欲熏心,正是他们的贪婪,使百姓陷入困境。当然,历史上也有人认为,是智愚、勤懒决定了贫富差别;富人下养百姓上奉国家,应格外的尊重和礼遇。但是,这类为完全站在富人立场上为其声辩的观点,在历史上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更多的人还是如孟子那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痛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不合理现象。


  “均贫富”政策的实施,涉及统治集团的政治自觉、政策手段和调控能力。
  

    政治自觉。如果坐视贫富分化,必是民怨沸腾,甚至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一再向宋神宗强调:天付陛下九州四海,就是要“使陛下抑豪强,伸贫弱,使民富均受其利,非当有所畏忌不敢也。···‘均无贫’,盖孔子之言,于圣政有何害?”他警告说,如果不能“以政令均有无”,迅速扭转富侵贫、强凌弱的局面,必定民心离散、事不可为。起于民间的朱元璋,知百姓疾苦,睹前朝亡覆,尤其重视借政权力量抑强安弱,摧富济贫,以缓解社会矛盾。他强调,人君和百官的职责就是“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其所安。”《明史》记载,朱元璋“立法多右贫抑富”。


  政策手段。从思路上看,有节流与开源两类。节流主要表现为轻徭薄赋、量入为出;节制统治集团的贪欲,崇俭去奢。汉景帝、唐太宗都曾力倡节俭,减轻民众负担。曹操更是以严厉手段惩治部下和亲属的奢靡行为。开源则是加大对富家豪族的征收力度,从而起到增加国家收入和抑富济贫的双重效果。就政策手段而言,一方面是以国家权力限制、打击大商业资本的扩张,如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另一方面,是推行“均田”、“均税”。西晋的占田制,以及从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都是试图从限制土地兼并入手来缓解两极分化。


  调控能力。推动“均平”仅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成套的措施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贯彻政治意志、落实政策措施的能力。曹操改革赋税制度,强迫豪强大幅增加赋税徭役。他严令地方官如实评定各户资产作为税负依据,并以身作则,要求首先对自己家族进行评估。明代重臣张居正在皇帝的支持下,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面对“豪宦之家”的反弹,张居正强力推进,严惩阻碍的勋贵、豪强和官员,或贬为庶人、削夺宗禄,或降级后戴罪管事。说到底,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对此,能否有效遏制,亦是成败关键。一旦主事者失去了排除干扰、杀伐决断的能力,“均平”就会流产。


  “均贫富”是响亮的口号,曾鲜明地书写在起义军的战旗之上。
  

    在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均贫富”的口号有效的凝聚了穷人的共识。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均平”。五代南唐的农民起义提出“使富者贫,贫者富”的要求。北宋王小波、李顺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针对“财富不均”的现象,发誓“摧富益贫”,夺取富人之财分给穷人。所到之处,群众“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农民战争的顶峰太平天国起义,也是要解民于倒悬,建天国在人间,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


  以战争手段调整社会财富,必定代价极高且充满血腥。黄巢义军处决贪官污吏,剥夺豪富财产,“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多少豪富之家转眼一贫如洗。昨日贵族乞食长安,往昔朝士卖饼为业,狼狈逃亡者难以数计。中原士庶,十室九空,田园别墅,摧毁殆尽。元末农民起义军 “大掠富民家”,重创之下,“巨姓大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愈烈!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两极分化。也正是北宋起义军第一次公开提出“均贫富”的诉求,并表现出强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义军诛杀彭山县令齐元振后,又剖其腹,以钱填塞,“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杀掠巨室”、“狠噬巨室”、“见富人如仇”等字眼在史书上亦多有记载。


  在注重等级秩序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所谓平均主义传统,实际上是伪命题,在中国历史上既乏思想资源,更无现实土壤。对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解读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朱熹注“均无贫”就更加直白:“‘均’,谓各得其分。”也就是说,承认差别,但要剥削有度,确保民众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由此便能够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一旦两极分化突破民生底线,农民起义的暴力抗争便是无法避免的选择。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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