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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一个逝去的背影
来源:湘潭日报 | 20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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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是如何接受教育的,这对于惯常于现代教育体制的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与现代人一般只在官方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不同,古代人可在官方教育机构与私人教育机构获得教育。

 

  官方的教育机构,其最高学府是国子监,由中央政府主办,另外还有地方政府主办的州学、府学或县学。私人的教育机构分为私塾与书院。私塾是一种童蒙教育,由乡村富豪贤达私人设立,或由宗族集体设立。书院则是一种高等教育,以儒家义理思想为主,特别讲授天人性命之学。

 

  书院萌芽于唐代后期,五代时得以推广,至两宋大兴。宋时就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河南的应天府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及石鼓书院。

 

  书院虽是民办教育机构,因为有高官、大贤的嘉意褒扬,再加之由名儒硕彦主持教学,使得书院遍立全国,官学或开或闭,但书院却延续不竭。同时,书院与汉代家法传经不同。汉代家法传经完全在家里,没有学规与体制,但书院却专辟精舍,有固定的学规与体制,且规模较大,生员众多,故影响远甚于于汉代家法传经。这样一来,书院虽是私学,但总会与政府发生若干之关系。据《皇清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可见政府对书院的支持与褒奖。

 

  尽管如此,书院依然不受政府支配,讲学比较自由。明代的东林书院不但纵论天下事,而且针砭时弊,即可见书院之学风。因主持人多是学术高明、践行笃实的时望者,故学生多慕名而来,且能教学相长,砥砺品行。书院的经费来自于书院自身拥有的田地,这些田地或由富豪捐助,或由政府特赐,学生来此学习,其膳食由书院供给。下面略谈两个问题,即书院之于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与书院的教育理念。

 

  书院之于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就是:教育由贵族门阀的垄断下降为社会大众的普及。在书院兴起以前,要想接受相对高等的教育,只有到公立的教育机构,但这往往是世族贵胄的专利,一般的老百姓是很少有进入这种机构的机会的。也正因为如此,宗教势力得以入侵,一般享受不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去寺庙借书来读,从而满足其精神的需要。宋初的范仲淹、胡瑗等还都在寺庙借读过。然书院讲学兴起以后,风气则为之一变,不但庙宇不再有吸引民众之力,而且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渐从做子孙家长转移到为社会师长上来。这样,学术的中心就从世族大家转移到了平民社会上来。可以说,由于书院的兴起,宋以后的民间讲学,有类于先秦诸子的自由讲学,尽管其活跃程度尚不及先秦。

 

  书院的教育理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学达性天。一般每一所书院,都悬挂刻有此四字的匾额。尽管这四个字乃由康熙朝所赐,但与其类似的教育理念却早已有之,那就是“天人性命之学”。

 

  天人性命之学在孔孟那里已肇其端,不过,到宋儒那里才大发其蕴,书院讲学尤重乎此。所谓天人性命之学就是:为学要体悟天道,从而变化气质,成为一个“尽”天“全”性的人,亦即“学达性天”。可见,书院虽然使教育向民众下移,但并不是一般的技能传授与知识普及,而是具有典型的淑世主义特征,讲求知行合一。可以说,是把孔孟的教育理念普及于民众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大众宗教。这也是为什么每所书院必配祀孔子的神像与牌位的原因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书院多依山傍水,无非就是避免沾惹市井的凡俗与纷扰,以求静修与存养。

 

  正因为书院既着眼于社会平民,又秉持淑世主义的教育理念,因此,为社会培养了不少的德行敦实、气节高亮之士,民风习俗由此而淳厚、质朴。所以,尽管上层政治不乏黑暗溃烂之时,但下层的民众生活总不至于混乱得不可收拾。这正是书院讲学为民间留下的正气与德力之所致。可以说,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可惜,清末因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从而兴起学习西方物质技术之风。1901年,清政府责令各省书院改为新式学堂。教育理念由究天人性命之学转变为学习物质技术,从此,书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了一个永远逝去的背影。今天,我们的教育也是一种大众化教育,但却走向了技能的传授与知识的普及,而当我们遥望那个逝去的背影的时候,是否该有所触发与借鉴呢?

 

 

责任编辑: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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