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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倒向”辜鸿铭
来源:摘自《清华国学之魂》 | 201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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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回忆:“……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

 

  周作人当然会嘲讽辜鸿铭。那么即使从他的那种嘲讽中,大家也应当能够想到,辜鸿铭正是先“跨越”又“回归”的,换句话说,他最初以西学来名家,而且正是凭借着他从中悟出的道理,他才转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他的西学造诣,才使他得以进入著名的张之洞幕府。

 

  说到辜鸿铭的跨文化治学,又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他的同乡严复:他们都曾醉心于西学,此后又都由西转中,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也都在1910年,被清政府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1936年的《国闻周报》刊载过一桩逸事,讲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其实,严复本人在私底下,也同样为此而叫苦不迭——“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与熊纯如书·六十三》)

 

  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推想,在辜鸿铭痛斥严复的背后,又埋伏着这样的潜台词: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西方!而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一段摘自严复的名篇《论世变之亟》,他在这里首创了极化处理的文明二分法,从而开了中西对比的先河,并且给了国人以深重的影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由于严复被推许为“近代西学第一人”,此后的人们就误以为,他无疑是在描述一件确凿的事实,而又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西学修养还不如严复的人来说,他们就很少再为这种论断的西学根底操心了。真正让他们操心的是,究竟如何把历史的钟摆,从严复所说的明显荒谬的这一极,推向严复所说的妙不可言的那一极。在这个意义上,其实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就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因为他们充其量只是在手段和途径上不同,而他们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早已被严复以短短的一篇文章决定性地刻画和制定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们眼下就更有必要对比着严复和辜鸿铭,去重温从哈佛学成归来的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中发出的知人论世之言:

 

  溯自吾国知道西洋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之能究心西洋文学哲学而探明西洋思想精神者盖鲜。严几道(复)晚年议论,颇多透辟精深之见解,然此实得自中国旧籍,而非得自西洋。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旧世纪及19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鸿、斯密亚丹、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不待详说。而其对于吾国之影响如何,亦不难判定。若辜鸿铭氏则有进于是。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

 

  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严复老年充满自疚的书简:“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著,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与<宗圣汇志>杂志社书》)那么,就算说他后来好像有点“倒向”辜鸿铭,恐怕也并不为过吧?

 

  对于严复本人而言,这当然也属于一种“跨越与回归”。他毕竟在展开着进学的过程,还在修正着自己的过失。然而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回归”,却显得比较消极和无奈。历史的巨大玩笑表现为,对于严复早岁的无心之失,人们至今都还在趋之若鹜。而对于严复晚年的幡然悔悟,人们在当时就做出了判定,认为他走向了没落与反动。这当然是因为,正是基于由他本人所创造与推行的那种简化框架,严复的早年选择就较易理解和同情,从而也就注定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包括那些手握权柄和号称权威的追随者;而相形之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对于严复的晚年文化醒悟,就需要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更为平衡的判断能力,从而只属于一个小众群体。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由认知能力的鸿沟所导致的悲剧!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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