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的作者是汤一介先生，在行文中使用到了第一人称）
马一浮（1883-1967年），中国现代思想家，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现代儒学三圣”之一，如果说熊十力先生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是思想家，那么马一浮先生可以说是经学家。“经学家”与“经学史家”不同，“经学史家”可以是学术大师，而“经学家”不仅是“学术大师”，而且是“思想理论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六艺之学”基础上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马先生在《泰和宜山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这段话说明思想体系的建立对国家命脉多么重要。《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一浮学术思想体系可靠的权威性文本，可谓意义重大。
马一浮先生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的提法，应为我们研究“国学”者所重视。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支撑。因此，上个世纪末在我国出现了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热”。然而“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文化应如何定义，则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这或失之太宽，盖凡人创造的均可属文化；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即儒学，这又似失之太窄，因中国一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或谓“国学”即儒释道三家之思想文化之合称，这或并未究其源头。我想，各种对“国学”的定义也许都有其可取之处，可并存而不相悖，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我认为，马一浮先生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的提法应为我们研究“国学”者所重视。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各种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它们的每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时，往往要回顾（回忆）自己文化的原点，以得到“精神力量”。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欧洲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要回到古希腊；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时就提出要用继承其婆罗门教的印度教为立国之本；在我国经受了几百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之后，宋朝的学术界提出了“出入佛老，反诸六经”。那么，在近两百年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出入西学，返诸六经”的文化复兴的新时期呢？我认为，应该是肯定会有的。因此，马一浮先生“国学者，六艺之学也”的提法应受到特别重视。
马一浮先生指出，“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
马先生说：“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里我们注意到马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以必信也。”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怀，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马先生提出“六艺”是“孔子之教”，盖因孔子儒学是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学术文化，而夏、商、周三代学术文化尽在六艺之中。在《泰和宜山会语·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统四部”一节中，马先生把“经部”分为“宗经论”和“释经论”二部，此二部皆为儒家典籍及其所传承“六艺”之发挥。这就是说，“六艺之学”乃孔子儒学之源头，而其后儒学皆源于此，每代在传承中而发挥之，并在其间又吸收其它文化以营养之。马先生不赞同“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但他认为诸子中之重要的流派如儒、墨、名、法、道等实皆出于“六艺”。他认为：“不通六艺，不名为儒，此不待言。”此谓传承“六艺”全体者为儒家，所以他在《因Chinese-Renaissance society印书议》中说：“窃谓群籍皆统于六艺。……儒者以六艺为宗本。诸子亦原出于六艺，各得其一端。”在《复性书院简章》中说：“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这是由于“六艺”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任何学说均不可能与此源头无关，故马先生之论点无可疑议。
不仅如此，外来学术文化传入中国，其能在中国站住脚也是因为它和中国学术文化必可相通，所以在《马一浮集》中多处讲到儒佛相通。在《濠上杂着·答吴希之》中说：“儒佛等是间名，心性人所同具，古来达德，莫不始于知性，终于尽性。”又在《太极图说赘言》中认为，《礼记·礼运》之“太一”、《易》之“太极”，“犹佛氏所谓一真法界”。《释人大业大时大义大》和《释器大道大》两节之附语均讨论儒佛可相通。当然有处也言及儒佛有同也有异，如《童蒙箴》和《希言》皆比较儒佛之同异，但仍可看到马先生思想之一贯，认为六艺之学在根本上可该摄佛理。盖思想成体系则必有一贯之宗旨，必有所立高远坚定之信念，故于马先生《泰和会语·引端》可见其思想体系之宗旨、之信念，如谓治国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吾国先哲道理能“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信念必高远坚定，思想必成体系而一贯，此是马先生告诫治国学之要点。
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
马先生认为，国学（即六艺之学）为我国最古老之学术文化之源头，每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有其学术文化之源头，如长江必有发源地，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扩大，如长江到四川则有嘉陵江汇入，流入湖北则有汉江之流入，流入上海则有黄浦江汇入，终归入大海。所以马先生说：“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盖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遇到如何生存与发展之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人类在遇到时如何应对，而应对之方有多种，其最合理、最实在则在人心之选择，此实在各民族学术文化源头已涵蕴之，此“即吾人自所具有之义理”，“义理虽为人心所具有，不致思则不得，故学原于思”，盖因一切道理，一切德性，皆在为一心所具有，当代代开发之。
因此，我们应对学术文化之源头（六艺之学）不断适时思考，以推进学术文化之“日新”，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因此，马先生所说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就其根源，应适时开发，日日新，又日新。所以马一浮先生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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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谈“楷定”与“确定”的区别
马一浮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以必信也。”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
马一浮关于“国学”的若干论点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对毕业诸生演词》）
“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
“书院以综贯经术、讲明义理为教，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研究皆以诸经统之。”（《复性书院简章》）
“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吾国先哲道理能“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泰和会语·引端》）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