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基本不改《春秋》，但小的改动还是有的。今本《春秋》不显鲁君之弑，即是孔子修改《春秋》的一个铁证。原本《春秋》对鲁君之弑不可能全讳：隐公之不讳无庸置疑，子视及闵公讳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只有子恶之弑可能是讳了的。今本《春秋》对四君全讳，系孔子所为。孔子隐去鲁君之弑，一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二也符合孔子本人的处世之道：既不同流于社会，也不自绝于社会，而是立足社会，以礼周旋。
一、一桩历史公案
孔子修《春秋》，是史学一大公案。
否定孔修《春秋》者之理由很充分。旧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似孔子曾以己之褒贬标准对《春秋》原文作过一番更动。然而今本《春秋》体例既不统一，褒贬也很随意，错记、漏记也未得到补正，仍是太史原初的样子，很难相信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经过孔子笔削过的《春秋》。而且人们至今也找不到任何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春秋》中之某一条确实出自孔子手笔。唯一的疑点是襄公十四年之“卫侯出奔齐”，据《左传》，当时“诸侯之策”记作“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似乎可作为孔子改《春秋》的证据。然而据我考证，“卫侯出奔齐”仍是《春秋》原文，并非出自孔子手笔。
肯定孔修《春秋》者的见解也很有道理。孔子修《春秋》，不仅儒家这么说，《史记》也这么记，就连与儒家对立之学派（如庄子）也认可，难道都是空穴来风？今本《春秋》并不等同于原藏于太史氏之《鲁春秋》，它是从《鲁春秋》中截取下来，并加以某种修订，而成为儒家经典的。至于《鲁春秋》，则由于秘不传世，和其他各国《春秋》的命运一样，随着其国的灭亡而灭亡，至少未能躲过秦火。
大凡历史公案，鲜有一方全对，另一方全错的，孔子修《春秋》也不例外。
如果说孔子修《春秋》，指的是孔子以自己的“春秋笔法”对《春秋》原文作了更动，使之更合己意，那么，这不是事实。但若说今本《春秋》与孔子毫不相干，孔子不曾对《春秋》作过任何变动，充其量不过把《春秋》抄录下来作为学生的教本，那也同样不是事实。
孔子虽然基本不改《春秋》，但也并非一点改动也没有；小的改动还是有的。譬如：今本《春秋》不显鲁君之弑，即是孔子修改《春秋》的一个明证。
二、原《春秋》不可能全讳鲁君之弑
春秋（至获麟）之时弑君凡37例，其中《春秋》书弑者27例，实弑而讳者7例，不见于《春秋》者3例。
书弑者27例为：
隐四年：（二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庄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庄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奚齐未愈年，故称“子”。）
僖十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三十年：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公子瑕已立近两年，当书弑君。）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文十四年：（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宣十年：（五月）癸巳，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阍弑吴子馀祭。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据《传》，买并无弑君之意，因进药而误致君死。但君确死于买手，也不能说《经》记有误。）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吴弑其君僚。
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
哀六年：（秋）齐陈乞弑其君荼。
另外，左氏《经》哀14年尚有“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因在获麟之后，不属于孔修《春秋》，不计。
讳弑者7例：
隐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庄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即位两个月。）
闵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恶即位八个月。）
襄七年：十有二月，……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乙酉，楚子麇卒。
哀十年：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在见于《春秋》的34例中，书弑者占79.4；讳而不书者占20.6%。若不记鲁国，则书弑者占90%，讳者仅占10%。
依周礼，凡弑君，均须秉笔直书，不得隐讳。“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来为人称道。虽也有极少数讳而不书者，终不是主流。鲁国为周公之后，“犹秉周礼”，而今本《春秋》四君之弑全部讳而不书，若说《春秋》原本如此，恐怕说不过去。而我们就这四次弑君案例作具体分析，也可看出原《春秋》对鲁君之弑至少不可能全讳。
先看隐公被弑。《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谗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隐公十一年）
隐公、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隐公是长子，而太子却是桓公。惠公去世时，太子年幼，而鲁国与当时的强国齐、宋、郑等关系紧张，特别是与宋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为应付这种复杂局面，由隐公继位，以俟桓公长大后再让位给他。十一年后，便出现了上面一幕：公子翚（羽父）先挑唆隐公杀弟弟，遭到拒绝；又反过来与桓公勾结，谋杀了隐公。
依周礼，此事当书“公子翚弑其君×”，而今本《春秋》却书作“公薨”，似为正常死亡。这肯定不是《春秋》原文，理由如下：
1.当时刚进入春秋时期，尚无弑君讳书之先例。若不计鲁，《春秋》弑君而讳书者首见于襄公七年，已是春秋后期了。
2.隐公既谥曰“隐”，说明继位者也承认他死得不明不白。
3.更为重要的是，桓公即位后“讨寪氏，有死者”，说明当时也是当作谋杀案件处理的，只不过拿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已。
既然如此，鲁太史当时又怎么可能书“薨”而不书“弑”呢？
再看子般被杀史实：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闵公）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庄公三十二年、闵公元年）
子般是庄公长子，夫人孟任所生。
庄公兄弟四人，另外三人为庶兄庆父与两个弟弟叔牙、季友。
庄公死时44岁。在他病重临死之际，围绕着继位问题分成了两派：与庄公同母的季友主张立子般，这符合庄公的意愿；异母的叔牙主张立庆父，这是庆父唆使的，不合周礼。为保证子般顺利继位，季友在庄公支持下处死叔牙。但庄公死后，庆父仍然谋杀了子般，而立了庄公的另一个儿子闵公。
庆父杀害子般，引起政局极度动荡：季友不顺而奔陈，闵公的即位典礼未能进行，庄公死后十个月始葬。连霸主齐桓公也惊动了，派仲孙湫来“省难”。仲孙湫回国后告诉齐桓公：“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建议齐桓公“务宁鲁难而亲之。”
按惯例，有告难，才会有“省难”。齐既“省难”，明鲁已告难；既已告难，太史岂有书“卒”之理？
闵公之弑是子般被杀之继续，《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初，公傅夺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闵公二年）
庆父立闵公，只是一个过渡，他是要自己作国君。闵公在位仅一年多，又被庆父杀害了。但庆父连弑二君，遭到国内外反对，不能立足，仓皇出逃。季友立僖公，并处死庆父；与庆父狼狈为奸的庄公夫人哀姜也被齐桓公杀死。
这一次，庆父未能控制局势，太史也就更不必站在他一边为他曲笔回护了。
关于子恶之死，《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文公十八年）
既然夫人“哭而过市”，“鲁人谓之哀姜”，则此事在当时已是路人皆知。但《春秋》是否讳之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注意到：《左传》对四君之弑，只有这一次释书法：“书曰‘子卒’，讳之也。”据此，我推测，原本《春秋》讳弑鲁君可能只有这次。
总之，原本《春秋》对鲁君之弑不可能全讳：隐公之不讳无庸置疑，子视及闵公讳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只有子恶之弑可能是讳了的。今本《春秋》对四君全讳，显系孔子所为。
三、孔子为何隐去鲁君之弑
孔子修《春秋》，原是为的褒贬善恶，为后世法，使“天下乱臣贼子惧”[，自当显书弑君者之名。而所修《春秋》隐去鲁君之弑，岂非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就具体案例而论确实如此。但孔子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解：其一，这样做对《春秋》的流传有利；其二，它也符合孔子的为人处世之道。
先说第一点。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论述孔子修《春秋》的那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原文如下：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司马迁在这里指出，孔子对《春秋》的解说只采用口头形式，因为里面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是不宜于付诸文字的。这里说的是“传指”，其实《春秋》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春秋》原藏于太史氏，里面虽有当权者见不得人的事，但这是太史记事的老传统，无可奈何；而且秘不传世，社会上知道的人也不多。现在孔子把自隐至获麟这一段“礼崩乐坏”时期的丑事截取下来，公开抖落到社会上，自须顾忌当权者的态度。因此，作为一个鲁国人，在本国修“史”、授徒，把本国当权者所干的丑事适当掩饰一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也很正常吗？
从第二点，孔子的为人处世之道来看，更须如此。
孔子是一个十分看重君臣上下名分的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对于违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则的言行，不论何人，都坚决反对，绝不苟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臣子，他在批评当权者的违礼言行时，又比较灵活、圆通，很注意分寸，不赞成死谏、愚忠。过去人们评论孔子，多看到他反抗性的、不妥协的一面，而对于他的另一面则往往忽略了。这是不全面的。《论语》所载这两件事就反映了孔子的被人忽略的另一面。
第一件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陈司败）揖巫马期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於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第七》）
昭公娶同姓吴女，不合周礼，不敢称“姬氏”或“×姬”，而称“吴孟子”。孔子并非不知其非礼，但他不愿公开批评自己的君主，所以搪塞；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却表示接受。其实，他正是要别人说出他想说而又不好说出的话。
第二件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第十七》）
阳货即阳虎，是春秋时代所谓“陪臣执国命”的代表人物，自为孔子所不齿。但孔子却不愿与他公开决裂，而是以“礼”周旋：打听到他不在的时候去回拜，偏又遇在路上；明明不愿为他做事，却又答应出仕。当然，这个“诺”是不会兑现的。这就是真实的孔子。
孔子的处世之道是既不同流于社会，也不自绝于社会，而是立足社会，以礼周旋。他不赞成象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类逸民的做法，认为他们执其一端，或自绝于社会，或同流于社会，均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之所以看重《春秋》，也正是由于《春秋》能够体现出他的这种处世之道。一方面，《春秋》具有褒贬善恶之功能，另一方面，它的褒贬又比较含蓄、婉转。用《左传》作者的话说，就是：“《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
明白于此，我们对于《左传》所记的这一件事也就不难理解。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洩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洩冶之谓乎！”（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其二卿一起同夏姬通奸，还把夏姬内衣拿到朝廷上玩弄。作为臣子，洩冶谏其君主完全是合“礼”的、正当的；他为此而送命理应得到同情。但孔子却不以为然，认为他死得不值。在孔子看来，可谏则谏，不可谏便不谏，不必强谏、死谏。
因此，作为鲁国臣子，孔子对于本国的丑事适当掩饰一下，既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又尽了臣子“讳国恶”的义务，实属正常之举。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