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历史久远与文献阙如，儒的起源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儒”字，历来被训为需。殷墟甲骨上多次出现“需”。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雨部》说：“甲骨文需、儒一字。”需字刻写的形状是，一个站立着的人，四肢垂下，下半部的两腿旁则分布着雨滴或水滴，呈垂直的三点或四点，似为沐浴、淋雨的情状。“整个字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为濡之初文。”“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须沐浴斋戒，以致诚敬，故后世以需为司礼者之专名。需本从象人形之大，因需字之义别有所专，后世复增人旁作儒，为踵事增繁之后起字。”甲骨文中的儒，通于需、濡，而这三个字恰好又都涉及雨或水。“需在甲骨中象沐浴濡身，濡应是儒字的本义。汉衡方碑"少以濡术"，即以濡（从水、需声）作为儒的形声字，可见东汉时人还知道儒的本义为濡。”

　　甲骨文中“儒”的用法，一为“儒人”，一为“子儒，人名”。其所指或为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某一类人群，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准确理解需的含义，可能必须联系其具体所指之人子需的活动。

　　徐中舒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中提出：“子需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高宗武丁时人，需父辛鼎就是他儿子为他所作的铜器。”武丁时代的卜辞中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的称呼。子需应该属于“子族”中的一员。“子需为王室主持宾祭典礼，祭祀人鬼（祖先），接待宾客，是一个专职的儒。”

　　殷王在宗庙里祭祀父亲小丁及祖先，子需充当司仪，敬酒侑食。如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载：“癸卯卜，叶御子需父乙，月。”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乙编》载：“甲寅卜，乎子需缶于弇。”殷王能否行占，还得看子需能否到来。如《小屯·殷虚文字乙编》载：“子需其佳甲戍来。”“壬申卜，，翌日乙亥，子需其来。”

　　据此推测，子需应是武丁时代的一位著名儒者。但需却并不是他的本名，“需父辛鼎是子需的儿子为他制作的祭器。子需在小氏族中原来是以辛为名的，他为武丁充当宾祭司仪后，经常在殷王朝管理下的大氏族之间进行活动，地位显赫，受人尊敬，称呼他只称其职务，曰儒”。久而久之，“子需原来在小氏族中的名曰辛的代号，也就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就从此以儒为名。”如此儒之徒在殷商一朝已经存在，他们频繁组织参与宗教活动，在王室事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并形成了一个专门化甚至垄断化的职业群体。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一书较早对儒的情状、活动与主张加以记载和描述。《墨子》中《公孟》篇记，“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非儒》篇称，“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公孟子可能具有儒家背景，或者他就是一位醇正、保守、地道的儒者，他相信并引用儒者的名言。儒者一般都具有君子的风范，或者说君子即是儒者的人格标准，尽管在墨子的眼里，这样的君子往往因为显得迂腐、阔远而难经事致用而并不值得效法。

　　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证，孔子死后约十年，墨子才降生。公孟子所说的“古言服”之所指，因为时间距离太近，不太可能包括孔门之儒在内。后文墨子对公孟子所说的一句话，“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明指公孟子之古，并没有超出周朝的历史；而真正的“古”，更远在周之前朝。在墨子看来，儒的产生可以上推得更早，而孔子本人只是儒的一个后继者而已。

　　《墨子·公孟》说：“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章甫，殷商玄冠之名，是一种由缁布做成的礼冠。上古时代，男子二十岁成年举行加冠之礼后，始戴缁布之帽。后面跟出“儒服”二字，便意味着，至少在《墨子》作者、编撰者看来，公孟子所穿戴的服冠就是儒服。

　　胡适在《说儒》中，根据“儒服即是殷服”的线索，大胆推导出：“周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在这里，胡适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儒产生的时代是殷代，而殷之前似不应有儒。至于商王治下的殷人也不能被称作儒，他们作为殷商文明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与同时代的殷人相比，尚无所谓儒与非儒的区别。只是到了周初，那些自觉保留了殷商文明的前朝遗民才能够被称为儒。其次，既然儒服即殷服，那么，儒礼大概也就是曾经推广并盛行于有殷一代的古礼。最后，殷礼最完整的保存者并不是那些已经被周武王征服、改造和同化了的殷人，而是那些当商王在位时就已经迁居出来的宋人，如孔子的先祖。迁居出来的宋人，具有顽强的自我保护能力，生活在鲁国却始终没有被鲁人完全同化，自觉守护并保存了祖先的风俗传统。

　　春秋时代的儒者，已经分化为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孔子在世的时候，“君子儒”、“小人儒”的反差就已非常明显。前者游历于诸侯、新贵之间，尚且有出仕为官的机会，而后者则只能依靠治丧、相礼为生。至于孔子本人虽推崇周文化，但他作为儒却常以殷人自居，而他显然不是儒者的源头。在孔子之前，儒者群体早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