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载经营，尤其康、雍二朝的励精图治之后，乾隆、嘉庆二朝遂成为大清帝国的全盛时期。正是这一时期清治下的犍为县，以富庶甲于全川，其繁荣名驰朝野。

    当时的犍为，辖今犍为全县、五通桥全区及井研县属之马踏、三江、王村、磨池、竹园、黄缽等乡镇，幅员广大。清顺治朝，全县居民仅5137口。至嘉庆十八年，已达28250户86019口，较之清初增长十五六倍。

    乾、嘉二朝，犍为建设有成，人文建树尤为卓著。宋锦修县学、建邵伯温祠，杨鸾始建印清书院，张官五建奎阁，沈念兹兴义冢、修葺夫子坟，王梦庚勒石“犍为八景”……。80年间，多次培修、扩建文庙，三次修纂《犍为县志》。自明洪武初，迄清光绪三十二年，科举考试持续562载，全县出产进士9名、举人65名。乾嘉85年，进士2名、举人21名，以15%的时间，出产22%的进士、32%的举人，于兹亦见一斑。

    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犍为的兴盛正是成功于盐业。犍为盛产井盐。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南安县有盐官”，《广舆记》注谓“犍为县东山出（盐）”。明代，犍为盐业已为史家重视。《四川盐法志》载：“洪武间，永通（今犍为县——原注）七井盐课司盐八十四万四千七百七十斤。”今塘坝乡镇江坝、九井乡九井凹都是明代犍为的产盐胜地。清代，犍为盐业已成蜀中翘楚。清同治三年《嘉定府志》转引清本《犍为县志》：“……五通桥最盛，曰永通厂。其地连清安二乡，井几以千计，深者至百余丈，用竹作筒，垂下取水，煎晒成盐。”史载犍为盐井数：康熙五十七年，529井；雍正八年，672井；嘉庆十七年，2080井，煎锅3000口。

    嘉定府的职官，唯犍为一县设置盐场大使。乾隆二年以至清末，凡86任。其级别略同于县知事，而主管盐务。大使衙门驻扎牛华溪，其主要业务之一为颁发盐引——商家凭以运输、销售一定数额食盐的专利凭证。盐引分为水引和陆引：水引一张行盐50包，5862.5斤，陆引一张行盐4包，469斤。嘉庆十七年，发放水引5136张、陆引35693张。据此推算，犍为年产盐约5000万斤。

    盐税，亦称盐课，为中国旧时历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清代盐课由三部分构成：向生产者盐户征收灶课，向运销商征收引课，此外各项附加税和苛捐、规费等，称为杂课。清中叶，犍为田赋年总额为白银6054两；而嘉庆十七年犍为盐税，仅引课一项即为白银62932两，较之田赋十倍有余，再加灶课、杂课，应是数十倍了。封建时代，田赋为政府财政收入之主项，此外还拥有数十倍于此的盐税收入，犍为之富裕到了何种地步！

    财政富裕，为官者乐于赴任，趋之若鹜，于是官场称之“金犍为”。而盐业的繁荣又导致百业繁荣，任事者多、谋生者易，于是民间称之“金犍为”。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云：“……县境遂成乐土，彬彬然有衣冠文物之盛。”“犍为盐务……商有定名，销有定岸。民无淡食，税无蒂欠。官民两便，地称富饶，时有金犍为之称。”

    要之，“金犍为”之称始于清代中叶，犍为之富庶缘于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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