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

 

    当时中国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秀才、数万举人、数千进士，无不是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却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通天梯”突然被抽掉，全都“伤不起”。

 

    即使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座小县城。1911年夏，“革命细胞”已扩至这处天高皇帝远的帝国末梢。

 

    一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路过紫金，被几名防勇扣留，因他剪了辫子。黄花岗起义刚被镇压，这个学生被当成了革命党人。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

 

    一干人等来到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这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他藏起来，去找学堂总办---紫金声望最高的乡绅钟荣山。

 

    钟荣山正在一官员家里喝酒，席间还有哨官陈家裕。钟要学生回学堂将乡勇捆起来。陈当即质问钟，为何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大吵。

 

    翌日，学堂提出，学生被抢去了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一枚，要求巡防营归还，并要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最后，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小事满载当时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信息：

 

    其一，新式学堂勃兴，并被革命党渗透；

 

    其二，乡绅已成为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政治重心由中央而督抚专权而各地大小士绅，集权发散的趋向进一步加剧；

 

    其三，几个大兵居然敢上“学宫”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其四，无论乡绅还是地方官，对朝廷的基业都漠不关心，清王朝的威信已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

 

    一叶知秋。是年秋，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通天梯”突然被抽掉

 

    清末十年，“弱肉强食”国际环境的倒逼，革命派向改革发起的冲击，使内外交困的清廷，在落日的残光中急切地寻找哪怕能带来一点点希望的生命延缓之道。

 

    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等分头并进，规模不能不说大，速度不能不说快，可却已然于事无补了。

    列强要钱，“新政”要钱，处处要钱，能搞钱的就是好官。1901年清廷推出上述“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的升迁优劣，不再限于传统的“钱粮刑名”，于是乎急功近利、勤于敷衍，令需头玛瑙的事儿随处可见，贪腐案子到处频发。

 

    朝廷的开支增长过快，滥印铜元带来通胀，“铁路国有化”等举措亦未能做好利益的平衡，越来越多的阶层被驱赶到朝廷的对立面。

 

    清廷的“新政”是造就了一小批既得利益者，可更多的是造就了一大批被剥夺者，警署、自治公所等成为草民泄愤的对象。

 

    晚清最后的十年，“民变”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两千件，“学潮”更是频频发生，《苏报》为此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清廷忧心忡忡，甚至谈“学”色变，“多一学堂即多一隐忧也”。

 

    就清廷的当政者言，教育的变革似乎成了其拯救清末残局“新政”的一项要举，尤以1905年废科举为甚。

 

    科举制是封建时代专为维持国家运转需要而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流社会流动的手段，还捆绑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和梦想。

 

    当时中国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秀才、数万举人、数千进士，无不是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却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通天梯”突然被抽掉，全都“伤不起”。科举路一断，他们后来的道路，可以想象得出来。

 

    伴着科举的废除，新教育发展起来。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000余所迅速增至到50000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翻着番地增至156万，用时不过5年。可是，这一大批接受了声、光、化、电新教育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出路，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实业产业链上并没有他们一环。

 

    乡民们承担了办新学的捐税，自己的子弟仍上不起学，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学堂。各地屡屡发生“毁学”事件。

 

    “沙漏”打翻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青年主导的革命。清政府试图通过改变科举制来重塑封建王朝的精神动力，巩固臣民对它的忠心，可新式教育（尤其是废科举）已然割断了传统精英培养和登堂的程序。

 

    传统上升通道被废，新的选官方式并无标准可言，年轻的知识分子遇挫后，往往归咎于朝廷不开明、社会不公允、吏治很腐败等现实问题，久而久之，抱怨消极情绪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

 

    他们自居为“中等社会”，强烈要求“提携下等社会”以“破坏上等社会”。这与孙中山的精英主义社会发动模式不谋而合。

 

    孙中山曾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

 

    除了知识精英，还有经济精英，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内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厂矿见多。1895年至1913年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10000元以上的厂矿，共计549家，资本额总计为120288千元。而这些经济精英时时受到执政者的打压，产品征税重，“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当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1905年至1911年发生的商变约有百起。经济精英强烈要求参政。

 

    新知识分子、商人和新式企业家、新绅士、北洋派及军人集团，可称为当时的新兴精英阶层。其中前三者是不执政的精英阶层，后三者是执政的精英。在执政精英中，还有皇族、满族亲贵集团和汉族官僚集团。

 

    这就形成了一个帕累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完整模型：底层精英虽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但却具有统治的能力，他们努力施展能力，谋求提高地位；而在统治集团中趋势正好相反。日积月累，下层阶级中优秀分子聚集，上层阶级中低劣分子聚集，力量对比逐步逆转。

 

    革命的一个原因是精英循环受阻或精英循环缓慢。科举是满清精英循环的唯一通道，犹如沙漏的细腰，连通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当这个沙漏被打翻，甚至被反转，王朝覆灭的倒计时也就开始了。

 

    “第二根据地”

 

    没出路。怎么办？出国去！

 

    费正清说，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这话是费正清在1985年说的。

 

    20世纪初，赴欧美留学降温的同时，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日学生最多的1906年达1.2万余人。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桓描述了那种盛况：“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

 

    在日华侨中还有约3000名政治流亡者及其眷属。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工业化的国家，在辛亥革命前，至少有300多日本人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各种革命力量在岛国发酵。孙中山说：“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

 

    梁启超嫌预备立宪进展太缓。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激愤地说：“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大清帝国这一条大龙船，大家都往左舷靠，严重偏沉、失衡。

 

    革命的炮弹在日本上了膛，朝西瞄准这条龙船。孙中山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日本成为革命的“第二根据地”。孙中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流亡生涯中，累计在日旅居约6年之久。革命派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无一不有留日中国学生的参加。1907年至1908年四川的五次起义，以及孙中山在华南亲自领导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都是由留日中国学生中的同盟会员担当骨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

 

    同盟会成员也大多以“80后”为主。头两年入会有年龄可查的会员301人，2/3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骨干分子都是年纪在“而立之年”左右的年轻人，如黄兴（31岁）、程家柽（31岁）、廖仲恺（28岁）、田桐（26岁）、张继（23岁）、宋教仁（23岁）、汪兆铭（22岁）、朱执信（20岁），年龄最小的是安徽籍会员孙桦，只有14岁。

    武昌首义两个月内，全国14个省区相继向清廷宣布独立，其中晋、陕、赣、滇、川、黔、浙、苏等八省由留日士官生执政。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在日人数由数千人减少到数百人。

 

    秀才当兵

 

    辛亥革命因兵变而起，新军成了清廷掘墓人，主要是新军官兵的成分特别及知识水平较高的结果。

 

    既无门路留学，又进不起新式学堂的青年，投笔从戎成了一条重要出路。清军在甲午和庚子的惨败，使清廷欲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知识阶层中的尚武意识渐趋明显，且稍具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在新军里提拔很快，这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时人回忆：“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人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

 

    招募新兵时，知识分子往往会被优先录取。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士兵时，要求应募者必须作一篇文章。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90人中，36人是廪生或秀才，湖北新军各营中的知识分子占到两三成。而南京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的126名士兵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

 

    章太炎曾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由于留学生中有相当比例的湖北人，慈禧忧心忡忡地说：“造就人才是湖北，我做虑的也在湖北。”

 

    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

 

    对留过洋的士官生争相延揽，原因是各省督抚迎合新政气氛，以求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大量倾向于革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任职，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吴禄贞，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邀请蒋方震，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蔡锷。

 

    清政府并不敢把军队要职放给士官生，但对于参谋一职则放手任用，各镇协的参谋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他们名为参谋，实则掌握军队脉搏。他们的政治方向渐成军队的政治方向。

 

    这又促成了最终的“抬营”---进步知识青年和革命党人被选派入营当兵，植根基层，形成革命暗流。只等武昌一声枪响，就把清营一举抬了过来。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