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钻研
北大朗润园3号楼对面的荷塘是北大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上个世纪80年代，北大人总能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的身影，他或在旁边散步，或静坐于荷塘边，看着莲花凝思。
荷花由这位老人栽种，荷花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质正是这位老人的写照。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历经清朝、旧中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有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宗教学家和民族学家等称号，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共12种外语，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有能力独立释读吐火罗语残卷的人。他还是中国现代东方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他就是头顶“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的季羡林。但是，这位大师却发表文章力辞这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说他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他的确不是一个凡人。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一个连贫农都算不上的贫困农家，在他的记忆里，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为了蹭一顿好吃的，年幼的季羡林把割的青草或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并“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玉米面饼，打打牙祭。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了一小篮麦穗，高高兴兴地给了母亲。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麦穗磨成面，并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馋，饭后，他又偷了一块吃。母亲发现后追着要打他。赤条条的季羡 林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拿他没法，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看着孩子的样子，母亲也笑了。
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他的命运有了转机。由于季羡林是季家下一代里唯一的男孩儿，所以父亲和靠做小生意糊口的叔叔商量，让他到济南的叔叔家接受教育。1917年春节过后，季羡林的父亲骑着毛驴，带着六岁的他走了两天到了济南，把小季羡林托付给了弟弟季嗣诚。自此，季羡林也担起了父亲和叔叔要他光宗耀祖的希望。
叔叔对季羡林的期望很大，要求极严。为了把侄子培养成一个能光耀门楣的、有出息的人，叔叔不惜代价，节衣缩食，给侄子报了两个课外学习班。季羡林从初一开始，每天放学后先去古文学习班学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就这样，季羡林坚持了近八年，而且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八年的勤奋与坚持，为他日后的国文和外文的学习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季羡林从小养成的勤奋学习的好习惯一直伴他终身。季羡林博学多识、著作等身，这些成果与他的勤奋和执着密不可分。作为“国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季羡林学术研究领域很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平均一年有20万字的作品问世，90岁高龄时，他在病榻上都没有停止过学习和写作。
“文革”期间，无论是蹲牛棚，还是当门房，季羡林都抓住一切机会看书。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他，却被安排在女生宿舍楼当看门 人。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中断学习。他揣着小纸片，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为了写《糖史》，已经80多岁的季羡林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坚持了两年。到了后期，生病住进301医院后，季羡林还在坚持写作。为了写东西，他输液时都伸左手，留出右手写东西，完成了《病榻杂忆》。季羡林一生都在研究和写作，他甚至忘记了白天、黑夜，可谓是“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经常给学生讲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买了这个妙方，它是用纸一层一层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纸卷，打开一看，纸上写着两个字：勤捉。买方子的人觉得上当受骗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它告诉了人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真理－－凡事没有捷径和窍门，唯有勤奋。
用顾炎武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形容季羡林的治学精神非常贴切。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仍然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研究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这种勤奋坚持源自于两个字：责任。责任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引导他做出了人生的几个关键的选择。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研究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等。由于战争缘故，他留在德国10年。对故土的思念使他经常在泪光的幻影里能看到母亲的模样。后来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一方面思念祖国和母亲，但另一方面，欧洲有丰富的梵文资料供他研究用，而那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谈及印度学的书刊。季羡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季羡林决定：“我要离开，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祖国更需要我。”季羡林告别了他待过十年的“第二故乡”－－德国哥廷根，用了半年多时间，一路辗转，终于在1946年5月19日抵达上海，回到了久别的祖国。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创立了东语系。
回到北大后季羡林发现国内梵文典籍严重匮乏，研究困难重重。正这当口，季羡林收到了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邀请他到剑桥大学任教。剑桥大学良好的科研条件使得季羡林动心了。犹豫之际，他决定先回济南看看老家的情况。
当他跨进阔别12年的家时，他惊呆了：叔父年迈多病，十几年未见的妻子，因为操劳老了许多。十六岁的女儿和十二岁的儿子，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悔恨、内疚的季羡林出于对家庭的责任，决定放弃剑桥大学的聘书，留在国内。并在这个艰难的条件下，凭借刻苦钻研，最终成为中国现代东方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很多人都通过季羡林的文章和照片知道他非常喜欢猫。喜欢与猫同眠的他为了不惊醒熟睡的猫，忍着被压疼的腿，也绝不动一下。他对待动物尚且如此仁厚，对待老师、朋友和学生更是常怀感恩和仁爱的心。
留德时期，食物因战争而匮乏，生活难以为继。季羡林为了给年迈的西克教授增加点营养，就克扣自己少得可怜的定量食品，拿给西克教授。季羡林两个月没有吃一点奶油，把它全部节省下来。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他是怎样弄到了一点面粉和一斤白糖，请一家糕点店烤了一个蛋糕，这个蛋糕在当时的德国比黄金还要珍贵一百倍。当西克教授推开门，看到雪地里一个清瘦的中国学生捧着这个蛋糕时，他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连“谢谢”都忘了说。季羡林说：“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这也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文革”时期，他的恩师陈寅恪被批斗，很多人为了自保，也跟着写批判文章，有人鼓动季羡林也写批评文章。季羡林对这种现象感到难过，他没有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而是选择了保持沉默。
不仅如此，季羡林对朋友、学生和慕名而来的陌生人都以礼相待。上世纪80年代初，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一名男生准备办理入学手续，需要找个人替他看管行李，他看到了穿着打扮似工友的季羡林，于是说：“老师傅，帮我看会儿行李，我去办手续！”季羡林欣然答应了。一个多小时后，那个新生回来对站在太阳底下的季羡林说：“谢谢您，老师傅！”第二天新生开学典礼上，那个让季羡林看行李的愣小伙儿傻眼了：给我看了一个多钟头行李的“老师傅”，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他感叹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香港回归前夕，曾在北大校园里做清洁工的同志魏林海想与几位书画爱好者一起组织一个书画展，请名画家题词被拒后，他找到季羡林。听明来意后，季羡林爽快地答应了，为魏林海的书画展题写了横幅：“六郎庄农民书画展”，并在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上题写“梅花香自苦寒来”，赠送给魏林海。魏林海为此万分感激。
季羡林老先生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一位年轻护士偶然对他说起某报正在连载老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并且说自己很爱看。老先生马上派人买来，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结果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想要一本。最后，老先生总计送出去600本，而且一本本地签名。
这些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2006年，感动中国组委会这样评价他：“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季老的一生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没有放弃教书育人，他的学识和品格都为人所敬仰。他把心留在东方，把学问传向世界。
温家宝总理曾这样评价他：“您写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正如温总理所说的那样，季羡林之风，山高水长，让人景仰。他对于学术的热爱、家国的忠诚和名利的淡泊是后人学习的榜样，百年燕园也因他的气节而更显魅力。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