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如果你要去拜谒福州西面郊区的严复墓，远远地你就看到“惟适之安”四个大字。然后，你更应该也到附近的严复故居去看看，走进那栋木制一层房子里，细致观摩着一个思想伟人——严复的一生历程。

　　严复，这位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的近代伟大思想家。第一个把进化论介绍给国人，引发了国人思想前所未有的巨变。从《天演论》《原富》《名学》《名学浅议》《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法意》等，所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生物进化论、逻辑学、教育学，将八种现代思想经典引荐于国人，以及译著“信、达、雅”三原则，又可称为翻译界的黄金定律，还倾心于教育事业历任四个学校的校长，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启了大门。从而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巨擎似的人物，从思想上改造了国人、改造民族的进程。正如严复之孙女、台湾著名女作家严停云（华严）所云：“历史上多少有大作为的人物，他的业绩是因时势造成，如果没有他，也会有别人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完成同样的功业，便是时势造英雄的意思；如果有人能使历史进程大为超前，便是英雄造时势。祖父（严复）属于后者，是无可疑义的。他曾经说‘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无人为此者。’……祖父所说的话并不夸大，事实上，他使历史的进程超前了何止三十年？！”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创造了如此丰功伟绩的思想巨人，在他的时代，却被命运的枷锁紧紧束缚，而终身不得驰骋梦想，难以实现推助富国强民的民族复兴抱负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被时代枷锁紧紧束缚着！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因此成为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同时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多么神奇一个矛盾！因此，黄克武先生以“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这个角度来说严复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这文化转型不仅仅是说他身处于文化转型之中，更是说他自身的文化转型已经他对于中近代国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值得深刻挖掘的启蒙传统

　　严复有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眼界，体现在1885年甲午战争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而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订立《辛丑条约》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反对国人采取各种形式的排外活动。“其外媚之愈深，其内排之益至” “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斯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否则“将外不可排，反自塞文明之路”。

　　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里，风浪不止。最早，他力主变法图强，和张元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积极投生于政治思想运动中。在清末，他是维新派的主将，而在历史前进后的辛亥革命，在共和民主深入人心之后，他又成为坚定的顽固派了。因为他从头到尾地支持君主立宪制，极力主张尊孔读经，于是顺理成章地在“五四”时期反对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学生运动了，没有随历史潮流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在1904年，英国伦敦，严复与孙中山二人相见，但是却是意见相悖，不欢而散，严复认为改革需要先从教育入手，不可暴力，反对流血，须经君主立宪作为过度再到民主国家。认为这更适合当时的国情。这也再次论证了黄克武在本书中引述的，五四时代除了有胡适、陈独秀所提出的彻底改变的转化型启蒙思想之外，还有一种以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蒙传统。而这种调适型的启蒙传统，在如今看来，其价值无疑值得深刻挖掘与借鉴。

　　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严复在文化思想上，看似有经过一番截然相反的“叛变”。他介绍了大量西方思想进入，为僵死的中国文化，带来的清新的空气，这时，他是作为宣传西学的主将，甚至还引发了很多抵制，例如章太炎（1869年~1936年）在1907年3月《民报》第20号发表《商兑》一文，直接展开对严复及其译著进行驳斥，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不同的知识结构、学术思想和由此形成的不同的思维模式是他们思想观念碰车的理由，严复西学深邃，章太炎国学深厚；严复主张西学启蒙，章太炎提倡保存国粹；严复是在世界性的前提下审视民族性，章太炎则是在民族性的基础上看待世界性。

　　而到了后期，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在西学进入国门之后，面对一些人过于偏激的观念，比如全盘西化的叫嚷不绝，以及第一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乱象重生。这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了。他担忧经过这番过激的做法折腾，中国将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从而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成为一个没有历史财富的可悲民族。

　　很多人在说起严复之时，都是大书特书其前期启蒙西学，投身教育，讨伐八股等这些成就，对其晚年看似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笔略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然而，我却认为在他生命晚期的那些思想，还有着更为有价值的挖掘空间，我们应该摒弃原来的偏见，用大历史的视野去看待。不然就像他在翻译领域成就，成为他一个历史尴尬的局面，比如他所创的“群学”现在叫社会学，“名学”叫逻辑学，“天演论”叫进化论，“群己权界”被简单的“自由”二字取代了，虽然他的“信、达、雅”依然被国人奉为翻译的圭臬。而这些他所拟定的名词，却都包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内涵，丢弃实为可惜万分。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糟粕的丢弃是亟需的，但是在这过程中，过犹不及，全盘西化的声音呼吁很大。白话文的全面铺开，在根基上，对以古文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致命的冲击，而且后遗症，到目前日益彰显。而那时，能看清楚的人，寥寥无几。学贯中西的严复，超越了当时国人之见，注视到中华文化的核心生命力，百年后的今天，后人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回归，以及国学、新儒学的重新发热，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反映了国人对文化丢失之后的追悔莫及与反身拾遗，再一次体现了可以验明二位大师对于中学的超前反省，与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黄克武也在书中指出：严复一方面是五四启蒙论述的开创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五四启蒙论述的批评者与传统价值的支持者。

　　不过，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成为一个人的战斗时，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却不多了，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里，在二女儿的寂寞伴护下，他拖累已久的疾病，终于把他带离了他还心有牵挂的世界，离开了他一生致力于拯救的中国。甚至在他的遗嘱中，还告诫后人“须知中国必不可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终其一生，用他的思想敲击着世人脑壳，用他的努力书写了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而他的墓冢东北朝向（坐申向寅坤艮三分），或许正是他一直在默默的注视着那个国家政治心脏方向，尽管生前在这个方向的那些日子，给严复先生带来了太多的希望失落后的失望，但他还是心有牵挂，遥看魂牵梦绕的浩瀚大海，远眺祖国的未来。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