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季羡林先生是1993年的事，这年3月，我们共同应邀出席在澳门召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研讨会。随后，我们便有了七八年的交往。1995年七八月间，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学会、学校方面拟请季老前来指导。季老因年迈不宜外出，未能到会，托刘烜教授带了篇书面发言——《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问题》，我们十分高兴和感谢，并请刘烜教授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后来编入了由我和李衍柱教授共同主编的《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一书中。

    季老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文学史界和文学理论界时常遇到的问题，即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季老一反潮流，认为“评定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是艺术性，有艺术性斯有文学作品。否则思想性再高，如缺乏艺术性，则仍非文学作品”。他说：“写文学史，应置文学性于第一位。只要艺术性强而新，即使思想性差一点，甚至淡到模糊到接近于无，只要无害，仍能娱人，因而就是可取的。”季老认为，文学史家往往不重视艺术性，“而艺术性最重要的表现工具，我认为是语言文字”。西方人用有形态变化的文字写诗，而“汉文没有字母，只有单个的字，每一个词就等于一幅画。它没有形态变化”。

    汉文妙就妙在它模糊，模糊迫使人们要具有整体概念、普遍联系的观点。西方强调概念清楚、科学，长期以来，季老也想用它们来说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却难以如愿。他认为，这是由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所决定的，中国的“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主张“不立文字”的办法，西方人难以理解，所以，要特别注意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特征，重新来撰写中国文学史。关于艺术性问题，本来是可争论的，不过由季老登高一呼，倒是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

    1995年初冬，刘烜教授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望季老，我说我与季老不很熟悉，不妥当吧。刘教授说：季老想了解一下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情况，我推荐你去比较合适，季老想给《文学评论》写稿子，想听听你的意见。当时我正要接任《文学评论》主编，听说季老要给稿子自然喜欢，老一辈学者的稿子越来越少了，属于“抢救”的对象了，所以，我立刻表示欢迎。

    12月12日，我与刘教授在北大校门口见了面，然后慢慢走进了朗润园。刘教授是季老家的常客，到了季老家里，谈话毫无拘束，我也十分轻松，向季老问好。当时，刘教授和季老正在策划禅学研究的丛书，谈得很是投入。

    随后我谈了在1993年春在澳门参加学术会议的一段往事，季老听后呵呵一笑。那次会议间小憩，大家在走廊里闲聊，台湾学者张振东要和季老合影，让我拍摄，之后我与季老转到会场侧门想进会场。走廊与会议场地有一层很低的台阶，由于灯光较暗，不易觉察，季老进去时显然踩了个空，身子往前一冲，我正好在他的左边，右手赶紧拽住他的左臂，扶稳了他，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而季老连忙向我道谢，我们相视一笑，算是进一步认识了。

    接着，季老就文艺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谈了不少意见，还拿了一摞稿纸向我示意，我们几人也说了一些看法。后来据刘烜教授说，他与季老来往，从未见过季老拿出稿子示人，可见他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也表示了对客人的尊敬。告辞时，季老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道别，相约以后再见。

    不久，我收到季老寄来的稿子，并附有一信，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上的那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季老在文章中谈到他最近读了些论文，涉及我国文论中的所谓“失语症”问题。他说，这一问题提得很好，近百年来，西方文论不断传播过来，文艺理论中充满了外来语，中国文学理论面对西方文论几乎是“失语”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讲文学理论，他也去听了，发现涉及东方文学的知识错误甚多。他现在的看法是，西方文论是有“话语”的，自然未曾“失语”，不过一旦涉及中国文学，患“失语症”的就不是我们，而是西方文论了。他认为，我国文论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自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文论话语。中西文论的差别不在形式，而在思维方式。西方思维立足分析，凡事求个清清楚楚，但世间事物极为复杂，难以做到这点；而东方综合思维主张整体，从普遍联系中了解事物，自有它的长处，这是符合当前兴起的模糊科学与混沌科学的。可贵的是，季老对当前自然科学、科学思想领域发生的事十分清楚，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朕兆。这种朕兆在21世纪的前沿科学中，必然会表现得更明显”。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季老的预言，显示了其科学的洞见。

    1996年5月16日，我和刘烜教授又一次去看望季老，谈了他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一些争论。他说，和他“商榷”、“批评”的过去就有，早在意料之中，对于一个新的说法，没有争议反倒是不正常了。他说他有一篇谈美学的稿子要给我，观点与当今流行的不一样。我们闲谈不久，就来了两拨外地的老师，有的邀请季老为会议题词，有的要求他当一套丛书的学术顾问，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我们想先行告辞，好腾出地方，让季老接待其他客人。季老示意我们稍等，等那些客人走后，我们又闲谈了一会，一起在他住所东面的一家饭馆用了午饭才散。

    稍后季老寄《美学的根本转型》一文(刊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给我。他认为，中国近代美学主要受到西方美学影响，我国的美学家在西方美学的范畴里兜圈子，难以出新。作为感性学的西方美学，基本上只限于眼和耳，研究眼视之美与耳听之美，而忽略了鼻、舌、身三个方面，从“美”的词源出发，美源于五官中的舌头，不同于西方。季老提出，有以心理为主要因素的美，如眼与耳；有以生理因素为主的美，如鼻、舌、身。我国美学必须重起炉灶，把生理与心理感受的美融于一体，寻找建立新的美学体系之路。这也是一位老学者关于美学创新的精深思索。

    季老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令人感动。2000年6月10日，我与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6册)首发式在京举行，这辑丛书收有童庆炳、胡经之、孙绍振、张少康、朱立元和我的著述。季老寄来了书面发言，他说，“这一套丛书是对我国文艺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著作这几部书的先生我差不多都认识，感谢他们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文艺学做出的成就。我一直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这是西方所望尘莫及的，但是一定要归纳整理出来。现在这几位先生做了这项工作，这是令人很欣慰的事情。”季老的贺词热情洋溢，使与会者深为感动，也使我们作为主编的人深受鼓舞。季老虽已是高龄，但对学术前沿问题十分了解，与年轻学者心连心，因而永葆学术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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