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危机，来自于合格的老师百不得一。判断一个塾师是否具有基本的国学素养，只要看两点：一，他会不会写合格的诗词，二，他会不会写合格的文言文。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的一则故事：某地有塾师水平很差，不识“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后来有新塾师念“郁郁乎文哉”，学生骇怪而散。十年来，徐晋如接触书院、私塾机构数以百计，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先生的龚鹏程国学院、北大中文系博士檀作文先生的雒颂堂私塾、杭州民间学者季惟斋先生所办的私塾是国学正脉，这种情形实在太可怕了。

    第二个危机，来自于功利思想。国学在传统上是精英之学。夏商周三代，教育就已经非常发达。研习国学，绝不能抱功利思想。一旦想着学国学怎么“有用”，其用心就卑下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的教育是所谓六艺之教，一面要诵习国学经典，这要有专门的硕学之儒讲授，一面又通过诗、礼、乐的熏陶，养成学生完善的人格。所以真正的国学教育，就该像龚鹏程教授、檀作文博士、季惟斋先生那样，由诗入手，涵养性情。然而很多家长，只把国学当作让孩子守规矩的训诫，于是《弟子规》这样的糟粕，堂而皇之成了“国学经典”，实在是令通人齿冷。

    第三个危机，来自教育者的乡愿卑贱。国学教育，从来靠的都是教化。教化在从前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但现在很多机构把国学当成商品卖，这个过程中，标准便在一点点地降低。大众读不了正体字，于是就用简体字教材，大众不能接受正音诵读，于是就改成普通话朗读，大众想听他们听得懂的，于是精深的义理、高贵的精神，被要求往通俗甚至庸俗的方向讲，最好能喜闻乐见！但是，作为一个师者，因为我永远不会降低标准，在他们看来，我所讲的东西，也许是个好东西，但卖不上价， 等于什么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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