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

    如今，在人们心目中，南京的夫子庙是市井文化的代表。这里曾是烟柳繁华之地，流传着秦淮八艳的故事，民国时期还是与北京天桥齐名的“杂巴地儿”，席棚林立，做买做卖，还有不少推车担担的小贩以及撂地摆场子的把式人，天天演绎着《清明上河图》。其实，这里还是中国精英文化的重镇科举的发源地之一，造就了南京卓越的文化气质一向文教昌盛。最近出版的新书《科举与南京》，就讨论了科举与南京的不解之缘。

　　南京在历史上虽然常常成为偏安国家的都城，但“六朝金粉之地”文化上却在全国处于强势地位。六朝时期逐步形成的儒、玄、史、文“四学并建”的教育格局，既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六朝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南京城的文化品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南唐后主李煜留下的千古名句，更代表了那时南京空前繁荣的文化。南唐时期，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李昪时期已经开始科举取士，其后李璟、李煜也都十分重视以科举选拔人才，李煜甚至在金陵被宋军包围的危急时刻还录取进士38人。在科举的驱动下，南唐的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朝廷兴办的国学有两处，其中一处，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就在南京的秦淮河畔。宋、元两代又在此地设学。明初国子监亦设于此，后来又是应天府学所在地。清代这里更是上元、江宁县学之所在，还是两江考试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今天的夫子庙贡院地区成为科举文化的中心地区，留下了明远楼等江南贡院遗址，成为南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江南科举的中心，贡院在明清两代最为鼎盛，明远楼、致公堂自不必说，今天只存有数间的考试号舍在清光绪年间，有20640间，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为全国之冠。

　　在这密密麻麻的考棚中，诞生了无数文化巨匠唐寅、郑板桥、秦大士、张謇等人在南京中举；吴承恩、吴敬梓等人在南京寻求功名，虽然落第，但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

　　但科举考试本身却是一段“黑色之旅”。乡试每闱三场，每场三昼夜，一共9天，考生食宿作文均要在鸽笼般逼仄的号舍里完成。时值阴历8月，“秋老虎”肆虐，饭菜很快就会变馊，因此，考试期间考生几乎都只带干粮充饥。号舍只有上下两块木板，白天当桌子，晚上要拆装当床板。狭小的空间里，蚊虫叮咬，闷热异常，置于巷尾附近的粪桶，经过暑热蒸腾，粪便发酵，骚臭之气令人头晕脑涨。因此，到了清代后期，许多考生不得不“抢号”考试，就是专门抢远离巷尾的号舍。据说有的考生受不了残酷煎熬，在考场上悬梁自尽，甚至用烛签自杀，成为“科举杀人”的活例证。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1903年，曾经的科举探花、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行，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科举终于被废止，曾经辉煌的江南贡院在民国被拆除，原址成为商铺林立的大市场。1927年，南京总工会成立，明远楼成了工会办公所在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就设在江南贡院遗址。此后，汪伪政权司法院和政法院还曾设立于此地。

　　历史的变迁，让科举文化逐渐淡出而最终让位于市井文化，直到1988年，贡院被改造为科举博物馆，为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留有一块立足之地。

　　除了夫子庙科举遗迹，南京还有不少与科举有关的老地名留存至今，如秦状元巷、沈举人巷等，是科举对南京影响深远的一大佐证。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