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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的五色状元
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特区报 | 20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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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丁)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的大业元年(605年,或言大业三年)历1300年终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人们一般都称进士科考最终的第一者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到清代光绪三十年的最后一位状元,科考榜数为745,产生了约592名状元。加上其他非“正统”政权选考的状元及历代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产生了状元约为886人。

  

    1300年科举史产生了约886个状元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9月2日,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而言,无疑是有些悲情的日子。清廷为“推广学堂”,“先停科举”,上谕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施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停废。文化的延续往往并不因为相关事件的停止而终结,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往往以其他变异的形式存在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因此,尽管距离废除科举已一百多年,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科举时代的隐约余绪,高考“状元”一说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古今之间,细细琢磨,不乏有趣而颇具启发意义之处。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的大业元年(605年,或言大业三年)。此后,其间虽因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偶有中断,但一直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科举制秉持“自由报考,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门阀,奖拔寒庶,成为同时期世界上最为先进和合理的选拔人才制度,正所谓“此法实为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梁启超语)。同时,科举制度还是中央王权,实行大一统的工具,很好凝聚了华夏文化合力,奠定了一千多年的文化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塑造力量。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得以逐步完善,形成从地方考试到中央和朝廷考试的一系列运作程式。科举考试中,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最终排名,科考排名的第一人“状元”,尤其被人们热议。今天我们感受到的“状元”文化,多来自于宋以后的观念,而文学作品的演绎与渲染,又加强了人们的“状元”情结。

  

    “状元”之称,始于唐代,当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皆须投状,呼首者为“状头”,遂有“状元”之称。或说进士金榜又称为“状”,其第一名者即为“状元”。“古称状元,不必殿试第一名”(袁枚《随园诗话》),唐代郑谷中进士第八名,就被时人称为“状元”。然而,宋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确立了殿试和唱名制度状元,“状元”用于指代参加“殿试”之人,尤其是拔得头筹者。及至明清,科考第一名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故而,人们一般都称进士科考最终的第一者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到清代光绪三十年的最后一位状元,科考榜数为745,产生了约592名状元。加上其他非“正统”政权选考的状元及历代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产生了“状元”约为886人(据周腊生考证)。在众多的读书人中,独占鳌头,实属不易。清代晚期,各地大量读书人经过甄选,再参加各地乡试(在此以前他们已经参加通过县、州、府考试),然而只有1000余名“举人”进入京城参加会试,最终仅300左右的人能成为进士。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脱颖而出夺得天下(乾隆朝末,全国人口达到3亿多)之魁。

  

    两宋118名状元有26人官至宰相副宰相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政府选拔人才,直接用于官员队伍的补充。高中“状元”,通常意味着锦绣前程与丰厚的回报,尤其从宋代开始,“状元”往往被授予较好的官职。在宋代,“状元登第者”,享受“传胪”时被人“耸观”的礼遇和荣耀,而且有“不十年皆望柄用”的政治前途。两宋共举行进士考试118次,产生至少118名状元,其中吕蒙正、宋庠、陈尧叟、苏易简、梁克家、文天祥等26人官至宰相、副宰相,北宋彭汝砺、黄裳、陈尧咨、郑燮、何昌言等24人为尚书、侍郎等四品官员,南宋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张孝祥、赵逵、袁甫等21人为尚书、侍郎等四品官员。两宋对于状元的待遇,可谓优厚。

  

    明代,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多被安排在京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日后被提拔的机会也较多。状元们一开始,就多被授修撰,从六品,随后主要在翰林院与詹事府中升迁。在翰林院,先升为侍读、侍讲,正六品;然后是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五品;最后为翰林学士,正五品,此时与内阁大学士平级,可出任宰辅。詹事府的升任官阶是左右赞善,从六品,跟修撰平;左右中允,正六品;左右谕德,从五品;左右庶子,正五品;少詹二人,正四品;詹事一人,正三品,此时与各部侍郎平级。也有进入国子监,逐步升到祭酒,从四品,同样品级较高。在明代,89位状元中,有胡广、马愉、曹鼐、商辂、费宏等17人,官至大学士入阁辅政或非大学士而入阁辅政,此外还有吴伯宗、曾僅和刘俨等3人官至大学士,又有吴宽、王华、罗万化等人官至尚书,也曾有过入阁呼声。

  

    有人曾统计,自永乐元年(1403年)到明亡的241年间,内阁中没有状元的仅108年。除去诸如丁显、马驿等英年早逝者11人、死于非命的张信、陈谨等三人,被贬而未获赦免杨慎,张懋修等四人,以及刚刚夺魁入仕而明朝灭亡的杨廷以。

  

    清代状元的待遇,虽不及明朝,但是在114名状元中,官至一二品者仍然有44人。其中,如吕宫、徐元文、于敏中、梁国治、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等14人,官居宰辅;蔡升元、彭启丰、姚文田、洪钧等21人,官至部、院大臣;毕沅、林鸿年、龙启瑞、曹鸿勋等6人,做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有钱棨、蒋立镛、孙如僅等3人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外,尚有官居三四品者22人。虽然整体上而言,与明代状元大多官员亨通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状元,其日后的锦绣前程,仍在夺魁之时就已经奠定。

  

    正是如此,人们对于“状元”,就有了种种的功利联想。旧有的才子佳人戏文小说中,大多落魄江湖的才子,最终都是高中金榜而一洗贫苦之苦,迎来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如《西厢记》中的张生、《牡丹亭》中的柳梦梅,而《平山冷燕》中的两位男主人公,最后亦都是以状元和探花身份娶得佳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状元未必如戏文所说的那样才高八斗

  

    “状元”,既然是从全国大量读书人中产生,自然被视为才学兼备、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人,也应如小说、戏文所塑造的那样风流倜傥,更可能是“文曲星”转世。然而,我们却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事实:明代浮白居士曾经讲到江西泰和人曾彦,年已望六(具体为54岁),得中状元。送入翰林,竟不善吟詩。这与小说戏文和影视作品中,诸如杨慎、伦文叙等状元出口成章的形象,相差甚远。明代89位状元,身后有文名者,如康海、费宏、顾鼎臣、杨慎、焦竑等人,总数不到30人,尚不足一半。浮白居士认为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当是科举考试无诗赋科,致使广大学子长期全身心钻研八股文。相对唐、宋两代和稍后的清代、明代状元的文学和艺术才能,似乎都略逊一筹,诸如文学家、书法家等多才多艺者,数量都要明显偏少。

  

    明代进士开始考经义、论、策、表、判等,后来稳定为“经义、论、策”三场,以八股文作为一较高下的权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明代的科举制时说:“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又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甚至说“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曾彦之事,已经表明,部分士人长期钻研八股文做法,攻读的书籍有限。明代洪熙年间的俞廷辅就曾说“臣窃以为进贤之路,莫重于科举,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求其实才,十无二三”。

  

    清代初期,承继明代科举制度。据《柳南随笔》,归允肃为康熙十八年(1679)科状元,由于长期准备科举,居然连下人都知道如何吹的笛子和箫都不能辨识。乾隆二十五年,朝廷在考题中加入五言八韵律诗一首,就是为有意克服读书人轻视诗赋之学的弊端以增加其文采。只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仍然有些人名不副实,较唐、宋精善书画、诗赋的状元人数为低,也多有不能敏捷吟诗作赋者。

  

    淡定看待科举及其产生的状元文化

  

    文学作品中除了对科举高中状元的崇奉之外,也有部分讽刺之作。蒲松龄笔下被科考折腾得头脑发昏的王子安,曹雪芹《红楼梦》中反叛科考的宝玉,这些典型的小说形象,随着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价值体系形成,得以彰显。科举之弊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发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当我们见到“科举”二字之时,都会联想到旧文化、“八股文”、教条、死板等字眼,然而,细细琢磨,又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如此“劣迹斑斑”的科举,为什么还可以在古代存在千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古代的科考?

  

    胡适先生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意义:经过科举制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科举制度的精髓在于向社会开放选拔人才进入治理阶层,对于中央专制政治有所制衡和调整,以实现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元璋曾明确要求“科举取士,务得全材”,最终是要“任官唯能”以“成于治道”,以后明代一直都要求“科举所以求贤”。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淡定看待科举制度及其产生的状元文化,且不论考试内容单一造成人才培养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面要求,光是层层进阶的进士取舍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挥霍。三年一考,状元之数何其少!沧海遗珠,势必有之,朱元璋就曾对礼部官员说会试下第举人很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他们“本有学问”,而为文之际记忆偏差以致谬误,或者有考官“昏倦”而未能“详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人才浪费,对状元的追捧,更是一种对人才浪费的附会。

  

    人尽其才任贤用能行行出“状元”

  

    今天,“状元”一词仍不时出现在我们身边,或用来称呼升学考试,尤其是高考中的佼佼者,或用来指称在某行某业做得最为杰出的人才。

  

    相对古代为选拔官员而举行的科考,今天的高考,只是一场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自不必将高考状元们的锦绣前程与之相提并论。明清两代的状元,往往能进入翰林院,一边继续阅读学习,参与国家史书的编写工作,一边也开始熟悉并渐次处理行政事务,为以后能宰辅朝廷作准备。而高考状元们则还需进入大学,经过数年的刻苦努力,方能走向工作岗位,真正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如何培养那些力克群雄、脱颖而出的状元,是摆在各个高校前面的重要任务,需要他们反复摸索和总结教育。

  

    因此,相对于一百多年前科举制中的状元,今天的高考“状元”,还有更长的人生履历要经验,有更多的学业需要继续完成。据统计,今天能够知道的明代状元夺魁年龄者共65人,他们中状元的平均年龄为33.92岁,最小者为费宏20岁,其次为周延儒21岁,最大者为唐皋58岁。其中30至40岁中状元的人数接近一半。清代状元,夺魁之时的平均年龄为34.25岁,最小者为于敏中、戴衢亨和潘世恩,皆为24岁,最长者为王式丹59岁,其中30至40之间得状元者,占了一半多。可见,相对于当今高考状元的青涩,古代状元们大都已经有过成家等人世沉浮的熏陶,也有为人子、为人父、为人臣的多重身份,性格相对稳定和成熟。当然,由于年龄偏大,他们也基本不可能当上皇帝们的乘龙快婿而攀龙附凤,所以明清两代200余名状元,未见有戏文和小说渲染的驸马(历史上可考的仅有唐武宗会昌二年状元郑颢成为唐宣宗驸马)。

  

    高考夺得头名、状元,只是他们人生的一次考试的胜利,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句话,正应该是他们的座右铭。忘了这一点,只能走向光环的背后。因此,社会应给予他们更多的时间沉潜学问,而不是过分夸大和吹捧,有害于他们的成长。正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能做到最好,又何愁没有衣食住行。相对于高考状元,社会似乎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他们,鼓励他们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不能学翁同瞧不起汪绎状元的后人以木工漆艺为生。对于那些高考中并非状元的孩子们,应投以同样多的期望和关怀,让他们最终能够成为顶尖人才,成为他们职业的“状元”。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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