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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校与政府的历史关系
来源:东莞时报 | 201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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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赐牌匾

 

    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的雏形,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到了周朝,出现学宫,周代金文中有记载周天子带领群臣和学生在“学宫”比赛射箭、编排乐舞的场景,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奴隶社会,文化和教育都只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片瓦。

 

  春秋战国,社会巨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

 

  孔老夫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借助教学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者身上。孔老夫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可惜在争地盘的乱世,没人能好好听取他的建议,还时不时把自己逼到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后来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孔老先生自己却没能和政府走得太近。

 

  说起对时局的影响,鬼谷子老师明显就更胜一筹,虽然鬼谷子老师极力反对入世,但他教出来的学生下山后都在战国的大江大浪里扑腾了一把。纵横家苏秦、张仪、毛遂,军事家庞涓、孙膑,还有一位被日本人奉为先祖的徐福,从鬼谷子老师私学里的一张课桌上(当时应该是一张席),延伸出了大半个中国的风云际会。可惜的是,他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同窗关系就急转直下,苏秦张仪各为其主,孙膑和庞涓更是斗了个鱼死网破。

 

  汉代设立了太学,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太学和现在的大学也最为形似。不过汉代的太学没有本科生,一水的博士弟子,博士弟子由博士教授,博士是汉代的学官,除了教书,还肩负着接受皇帝咨询的重责。也正是基于此,得到赏识的博士会被皇帝提拔,太学和朝野的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太学出现是汉武帝时候的事儿了,而博士这称呼则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公元前179年,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在一次座谈会上,有问必答的贾谊赢得了汉文帝的赏识,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从此,汉文帝有问题就喜欢找贾谊,从江山社稷到牛鬼蛇神,什么都问,李商隐后来还写了一首诗讥讽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不过贾谊同学一直受馋臣排挤,没能当上什么大官,自己性格又重情感,33岁就忧伤而死,成为历史上郁郁不得志的典型代表。

 

  汉文帝虽然不给贾谊加官进爵,但对贾谊的建言还是很重视的。贾谊的名篇《论积贮疏》,就深深地影响了汉文帝,这篇文章里既有对民间现实的剖析,又有具体的施政纲领。汉文帝正是以《论积贮疏》中的论点,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让皇后去种桑养蚕,自己一年也卷起裤腿下地几次,才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也让汉武帝有了指哪儿打哪儿的底气。贾谊虽不能完全代表太学,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给予汉文帝的智力支持,深刻影响了汉初的社会形态。《论积贮疏》材料翔实,论点有力,还文采飞扬,简直就是上疏的典范。

 

  唐朝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文艺”的组织翰林院。一开始,翰林院里什么人才都有,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唐玄宗的时候,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文学之士,把其它“杂流”都踢了出去,像大诗人李白、白居易都做过大学士。

 

  翰林大学士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皇帝写诏书,这使得翰林院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到了宋朝,设学士院,翰林学士成为了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翰林院已经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智囊团队。

 

  翰林学士帮皇帝捉刀弄墨,看起来,既重要又清闲,士大夫都十分向往。学士院曾被称为“人世之仙境”。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不是谁都体会得到,皇帝身边,言行都要小心谨慎,更难熬的是,每天都有各种会要开,各种文件要写。翰林学士李旷干了30年,因劳顿思虑过度而成疾,临死前他告诫儿子千万不可干这行。

 

  写诏书很讲究行文措辞,万一出了差错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宋真宗的时候,学士杨亿写一封给契丹人的信,因为措辞上宋真宗不满意,第二天便识趣地卷铺盖走人了。而要是在诏书中写错一个字,少不了一顿棍棒伺候,外加罚款。

 

  唐宋之际,民间私学蓬勃发展,一些乡绅、名士出资筹办书院,后来政府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书院成为半官方半民间性质。和政府的官学不同,书院带有一定的自主性,它保持着政治立场上的独立。因此,书院就成为民间意见的汇集地,书院往往对政府行为形成了一种民间监督,并且敢于发表意见,其中闹得最大的就是明朝无锡的东林书院。

 

  明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响应者众。顾宪成提出读书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天下之事,多用心体会世间百态,这就是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的由来。

 

  东林书院针砭时弊,后来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东林党的出现,是民间政治意识的一次觉醒。其实除了政治意图之外,以东林书院为依托的东林党人,是对政府提出过不少可行性措施的。例如经济方面,东林党人曾提出过应取消商税,扶持工商业发展的建议,还有关于通过减税鼓励垦荒、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的建议,都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只不过,因为东林党缺乏政治上的依附,言辞又过于激烈,才导致这些建议根本还没传到最高统治者的手中,就已经夭折了。

 

  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私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渐式微。直到清末,中国近代史大幕开启之时,“新式学堂”登上历史舞台,大学和政府之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中国古代高校大多源于朝廷,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而其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主要通过少数得到统治者信任的人来完成;另一方面,这些“太学”也肩负着教化百姓和弘扬文化的责任。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都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也流传至今,成为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的基础。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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