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最为棘手之处在于，教会的购地行为各个环节难称违法。按照清政府与洋人签订的中外条约，教会具有合法在中国购地兴建教堂、医院等的一系列权利，条约也要求清政府的地方官吏与之配合、给予方便。

     庚子之前，倚仗特权的教会势力一度颇为跋扈，即便是在中国人的民教诉讼中，传教士经常为教徒出头而干预词讼。因此地方官在处理涉教类事务时压力很大，若不能遂教会之意，教会即可能通过“传教士-领事-公使-总理事务衙门-督抚-地方官员”这一渠道提出抗议，将普通的民事纠纷“泛外交化”。由于文化隔膜等因素，民众易受一些反教谣言的蛊惑，稍有不慎即酿成烧教堂、杀教士的巨案。一旦案件发生，列强挟炮舰而来，惩凶手、撤官职、索巨款的“三板斧”自然是免不了。因此，地方官处理此类事务时往往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为教会大行方便，生怕把事情“搞大”，上面怪罪下来，乌纱不保。

     湖州士绅“维权”的第一步即向传教士和地方官府提出抗议，要求教会停止施工，返还土地。教会自认合法，断然拒绝湖绅的要求。县令秉持“新官不理旧账”的态度，加之有省抚的大印背书，对此诉求毫不积极。湖绅继续以章祖申为首联名向省抚呈控，同时派人赴京遍告在京同乡官员，众人先后赴都察院和外务部陈情。

     后世鼎鼎大名的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也是湖州归安县人。沈家本在任保定知府时，也因处理北关教案而得罪过教会，并因此在庚子时被联军监禁数月。沈家本得知案情后速向内廷奏报。他的出手，使得局势扭转，案情终于受到朝廷重视。随后朝廷连发两道上谕，要求浙江巡抚处理此事。
近代法学家沈家本

要息事宁人，还是合理得体？

     1904年，浙江巡抚先后派宗舜年、许鼎霖为代表赴上海，与美国驻华领事和南监理会展开交涉，近代著名的传教士如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也从中调解。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会订湖州海岛祠学基地办法合同》，南监理会同意归还祠庙等基地共计15亩左右，浙江洋务局需为此给付教会上海规元1000两，并让出部分土地作为公路。到此，官府认为争议土地基本已经收回，对这一结果甚为满意，但是湖绅却不能苟同，要求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签订副约。

     原来，教会在合同中写明，要求湖绅在归还的土地上“不得建造‘不洁之屋’”。何谓“不洁”？文庙、忠孝二祠是否“不洁”，是不是教会眼中的“偶像崇拜”？而且若教会掌控“不洁”之标准，士绅无疑是受制于人，处处得咎。湖案起于地方官员轻率卖地，在交涉中，官府只为迅速结案。而湖绅所重视的，不仅是地产归属权的问题，更是在基督教“入侵”时刻保护儒家道统的重大问题，与之息息相关的是在交涉中儒耶能否能享平等之“体”的观念之争。对于湖绅的要求，教会拒绝让步，这一合同就此悬在空中，无法落地。拖至1905年10月，湖绅选派了三名代表前往杭州，与美国领事专门商办此事。由此，湖绅开始替代中国官府，成为案件交涉的主导方。

     晚清，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确立了“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以外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必须诉至其本国法庭。经过商议，湖绅决定将南监理会和韩明德告上美国在华领事法庭。他们公举沈瑞琳、俞恒农、沈谱琴和周廷华四人为全权代表，并且聘请洋律师出庭，诉被告南监理会和传教士韩明德非法占地，拒不执行上海合同。湖绅的诉讼策略，是以上海谈判合同为基础，进行争取。他们共列出了九项事实，提出六项诉求，要求教会履行合同，退还土地。教会则完全否定了湖绅的指控，指出教会购地程序一切合法，湖绅从未在有效时间内提出抗议，等到教会施工得有模有样了，才跳出来反对，这是故意找麻烦。至于上海合同，韩明德称自己并未签字，所以也无甚约束力。杭州领事云飞得基本上采纳了韩明德的陈述，法庭最终判定湖绅败诉。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随后，湖绅又寄希望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调停。柔克义也深知，如果此事久拖不决，教会分毫不让，民众对教会的愤怒日积月累，湖绅的和平集会，可能就会发展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惨案——这在晚清社会屡见不鲜。柔克义派使馆副翻译前往湖州，本人并未能亲自履勘。一年多之后，柔克义做出裁决，要求教会归还湖绅八亩土地，退还1905年上海合同所定的1000两规元。对湖绅而言，这一结果还不如上海合同，因此不予承认。裁决出台后，韩明德即在圣庙之西兴工筑路，愈动公愤。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