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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排外”成就“另类”教案
来源:私家历史 | 201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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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州绅民的强烈要求下,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朝廷,将涉案官员原归安县知县朱懋清、丁燮和归安县典使史悠斌、千总柳寿春四人革职惩处;经沈家本奏请,湖案有功之士绅刘锦藻等亦受到奖叙。

    湖案的审判对时人影响甚大,京沪粤各大报纸持续关注,不时发布相关消息。上海审判之日,又有数百名中国教徒出席旁听。及至双方议结,教会还地拆屋,对教民的震撼尤其强烈,有人哗然曰:“自有教案以来未有如此奇辱者”。林文德当场讥讽:“中国人于百年荒地平时绝不顾问,外人偶一经营,则群起而争争。而得之复漠然听其荒芜,比比然也。”刘锦藻闻之“愀然”。经此刺激,他决心在争取回来的土地上重建“尊经阁”,为此积极奔走筹款。幸得当地士绅沈耀勋捐助巨资,历时多年,终于在原地上兴建了工艺学堂图书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新式图书馆之一。至此,湖州海岛教案尘埃落定。

     本案从法律上看,教会具有了合法购地的一切形式,湖绅也是深知此事之难。而历经六年之久,湖绅为此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皆大大超过争议土地的物理价值;在最终的和解协议中,湖绅为换取府学旧地,不惜偿付数额不菲的款项以弥补教会的损失;此外,湖绅代表中不乏豪商巨贾,区区地产根本不是他们坚持抗争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说,湖案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礼仪之争”。

     然而,案件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即和平、理性、合法与适当妥协的精神,其中新派士绅的作用攸关。

     湖州本来就文风极盛,士绅势力强大,近代以来名人辈出。以上海审判中的四名湖绅代表为例,刘锦藻出身于湖州南浔四大富商的“南浔四象”之首的刘家,是近代典型的集官、绅、商、学四种身份为一体的张謇式的人物,著有《皇朝续文献通考》。张增熙则来自“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胞兄,曾游历美国,熟知教会情况,与孙中山先生颇有交往。沈谱琴曾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会员,晚清湖州地方自治的骨干人物,近代湖州的教育家、政治家,湖州辛亥光复的元勋,前半生贡献累累,唯其晚年曾被迫出任伪职。俞恒农则是湖州新式府学的监督。他们是一批具有新思想,了解新形势,顺应时代的新派士绅,在湖案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作为代表与教会、官府交涉,争取同乡京官的支持,组织民众进行抗议,聘请律师出庭起诉,最终与教会达成和解。在民情汹涌之时,他们劝慰民众文明抵制。因此,尽管湖州教案交涉长达六年之久,却始终未演变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恶性外交事件。

 

湖州士绅刘锦藻


    湖州教案是晚清教案交涉中难得的“另类”标本。本案中,湖州士绅和浙江省官员,穷尽了当时所有可能的、合法的解决途径:禀告县令-上告浙江巡抚-遍告同乡京官-都察院控告-京官上书-与教会谈判-领事、公使调停-法庭起诉,并辅之以集会游行示威-向报馆发布消息、制造舆论-官员观审等诸多方式,成功地给教会和美方施以压力——1905年正值抵制美货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湖州人民的示威游行,亦与此风潮相互呼应。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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