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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的祭孔传统
来源:环球网 新浪微博 豆瓣 新华网 |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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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孔子祭”的兴衰

 

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自古以来就对孔子这位汉字文明的启蒙者推崇备至。当今日本各地的“孔子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尊孔活动。

 

   追根溯源,日本的“孔子祭”,其实就是中国祭祀孔子的“释奠”。跟中国不同,日本的孔子祭奠都是在春祭,大都是在黄金周的前个星期日。

 

   东日本大地震那年,几乎的热闹活动都取消了。为祭奠地震和海啸牺牲的国民,当年的孔子祭第一个节目就是向死难的人们致哀。

 

   “释奠”,原是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东汉以后,主持“释奠”者或为君王或为重臣,仪式十分崇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积淀,“释奠”的内容渐渐丰富,至唐代时最后成熟。唐代在祭祀孔子时,还陪祭孔门七十二贤和先儒二十二贤。

 

   在唐代,“释奠”经由入唐的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典籍关于“释奠”的记载首见于公元701年。前一年编纂的《大宝令·学令》规定,在都城设立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按时举行“释奠”,这是日本仿效唐朝文章制度的重要活动。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日本朝廷先后颁布律令《弘仁式》和《延喜式》,其中继续规定了“释奠”的内容。

 

  日本朝廷对“释奠”的认识最初流于粗浅。直到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完整地传入唐礼,日本的“释奠”才渐上正规。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举行“释奠”,礼仪上学习唐礼,又兼有日本本国的特色,标志着“释奠”已融入日本。

 

    但由于未推行中国在唐宋之交日渐成熟的科举制度,儒学在古代日本一直缺乏关键的制度支持。朝廷学校只接受贵族子弟,“释奠”也就限于上层贵族的狭小圈子。在1216世纪的日本,古代日本律令政治解体,“释奠”的儒学色彩日渐黯淡,渐渐成为贵族的文化活动。与此同时,律令政治解体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士阶层也开始举行“释奠”,这是后来“释奠”复兴的温床。

 

  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江户幕府将源自中国的朱熹派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在幕府的推动下,衰颓已久的“释奠”迎来了复兴。1633年,日本大儒、幕府学官林罗山在私邸第一次举行“释奠”,并在三年后恢复了“释奠”讲经的传统。1659年,续任幕府学官,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复兴春秋两祭的制度,在五年后又恢复了“释奠”的乐礼。随着礼乐的恢复,“释奠”的影响渐及朝野。1691年,幕府修建的汤岛圣堂完工,标志着“释奠”成为国家典礼。在明治维新前,汤岛圣堂一直是日本祭孔的中心。幕府的祭孔活动推动了日本社会学习儒学的风潮,最终促使儒学成为江户日本的统治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维新政府努力消除幕府的政治和思想影响,致力于建立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儒学因此失去了旧日的官学地位,官方的“释奠”被废止。但在明治维新后期,儒学的影响渐渐复苏。官方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教育敕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

 

   同时,日本政治和经济的领袖人物,对近代化时期剧烈的社会冲突深感忧虑,就向儒学寻求救济之道,日本的“孔子祭”遂开始恢复。

 

   1907年,汤岛圣堂重新开始举行“孔子祭”,各地的孔子祭祀活动也渐有发展。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日本朝野反省维新以来的成败得失,儒家文化的价值重新受到肯定。此外,儒学在战后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兴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中,后者在日本“经济奇迹”时期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今日本影响最大的“孔子祭”,有每年四月第四个星期天在汤岛圣堂举行的典礼,以及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在长崎孔庙举行的典礼。汤岛圣堂的“孔子祭”由公益财团法人斯文会主办,仪式大致因袭江户幕府世袭学官林罗山家族的传统礼制。

 

长崎孔庙的祭孔典礼是在中国曲阜孔庙的直接指导下恢复的,大致与中国的仪式保持一致。在现代日本,汤岛圣堂、长崎孔庙,以及各地的“孔子祭”活动,都起着弘扬儒学文化的示范作用孔健祥林

 

释奠大祭是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韩国的“祭孔大典”都会有中国媒体报道,尤其是在韩国首尔市成均馆文庙举行的祭孔大典,由成均馆大学学生表演

 

春期释奠(祭孔)在韩国首尔成均馆大成殿前举行。韩国完整保留了祭孔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在成均馆和各地200余所乡校举行,这两天分别被视为孔子的忌日(二月)和诞辰(八月)。韩国大祭不光是祭奠孔子一人,而是包括孔子及其他圣贤,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韩国的圣贤。

 

实际上,成均馆就是朝鲜的太学,始建于1398年,是韩国研究与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中心,也是韩国掌管学术思想的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中国的太学与国子监。除此以外,成均馆还是朝鲜皇室成员学习儒家思想,接受儒家教育的重要场所。1400年,太宗王开创了皇室弟子进入成均馆学习的传统。直至1910年,在整个朝鲜时代大约六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朝鲜时代的国王以及重要人物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都与成均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这是因为当年的成均馆随着朝鲜1894年的甲午改革已演变为今天的成均馆大学。学校的太学功能与重要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在“韩日合邦”后停止了成均馆的教育功能,改名为“成华院”。直到1946年,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和儒林领袖金昌淑以“仁义礼智,修己治人”为校训,承续朝鲜“成均馆”之遗风,在成均馆原址上创立了“成均馆大学”。并联合全国乡校,在19532月,完成成均馆大学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校。

 

  当今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排名前五的大学,是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与传播的中心,担负着对纪念孔子及儒家弟子的仪式进行监督与管理的职能。同时,它也是韩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教育融合的最佳典范。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成大在韩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反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韩国语的创立,到儒家思想的传播,成大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着韩国的现代社会哲学。最近十年,由于三星财团雄厚资金的赞助,使得成均馆大学如虎添翼,快速发展。

 

当今的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仁义礼智”为主导的儒学是韩国思想传统之主要构成基础,这是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韩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

 

中国儒教在印尼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华人的家庭教育和庙堂、宗祠的祭祀以及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

 

1900年成立的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地定义孔教为一种宗教,指出孔教是华人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并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

 

20世纪中叶,印尼从西方殖民地转变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印尼华人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或“华族”“华裔”身份的重大转变。印尼孔教也终于发展成为国家认可的印尼的六大法定宗教之一。

 

印尼孔教具有较完备的的组织体系,并有专门的教职人员,实行教职级别制度。中国儒学的“四书”和“五经”是孔教的主要经典,“天”是孔教至高无上的的上帝,孔子是孔教的“圣人”和“先知”,“八诚箴规”是孔教的基本教规。此外,印尼孔教还有一整套包括礼敬、祭祀、宣道、人生礼仪等多种仪规,构成了内容十分丰富而又规范、完整的的礼仪体系,具有“制度型宗教”的显著特征。

 

孔教的宗教仪式以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为主体,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形成了包括象征体系和身体操演的综合性实践记忆,为印尼土生华人的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途径和有效机制,从而也反映出一部分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华人身份认同,显示出中国儒学传统超越历史时空的顽强生命力。

 

总之,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王爱平教授指出,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是中国儒家文化在海外的特殊发展形式。印尼孔教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印尼华人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的过程。王教授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她以照片形式记录了印尼孔教礼堂的布局形式、印尼孔教的仪轨形式、孔教婚礼、孔教宣教士的活动等诸多方面孔教现在只是在印尼成为了制度性宗教,而在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并未完全变成制度化的宗教,但是这些国家也有一些类似儒教的组织的存在,如孔教会、德教等。

 

新马印三国中华文化传播的比较

 

新加坡李元谨博士在其《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新马印三国比照》中,指出东南亚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不同的特征、各个层面华人的境遇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比照,阐述已脱离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国家中华文化传播的三种“保根的模式”。新加坡:以政治主导的“以文保根”模式;马来西亚:以教育主导的“以校保根”模式;印尼:以宗教主导的“以教保根”模式。

 

李教授根据新马印三种模式的进一步比照——从同轨到分散,从互动到疏远;从中国元素主导到本土元素主导;从同受西方文化和回教文化挑战,并做出不同反应,以及分别以不同的语言保留,前瞻性地提出三种模式的未来发展与思考——新加坡不可能复兴华校,“以文保根”的道路将继续下去;马来西亚的华教尚在发展中,“以校保根”之路会延伸,担忧的是华人人口比例下降和人才外流;印尼孔教有局限性,但华文教育方兴未艾,今后会继续中华文化,不会仅限于“以教保根”。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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