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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祭祀的文化意蕴
来源:中国孔庙保护协会第13届年会论文集 | 201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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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大儒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指出了孔庙祭祀所体现的文化根据。但其说也仅仅道出了部分内涵。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除了顾氏所言之外,还有更多内涵值得挖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宗教、信仰与文化史具有极大的价值。


    一、孔庙始立的“拟血缘性”


    尽管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了解阙里孔庙的创建时间,但是,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以及鲁人对其纪念一直延续不绝,其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非比寻常。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纪念和祭祀,前无成例可寻,后有影响至深。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祭祀。古时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可见古人对此之强调。前于孔子百年的鲁国贤人柳下惠就曾经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又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岛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等等都应在祭祀的范围之内。


    儒家重视祭祀,这只消翻开《仪礼》和《礼记》,就可以明白,那长篇累牍的关于丧、葬、祭的礼仪和礼义的论述,说明儒家对于祭祀所持的观点。孔子曾经评价过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点:“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商代到周代,中国的原始宗教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殷人的尊神之风在周代有所稍歇。但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祭祀。只不过,在儒家看来,周代礼乐文明秩序下的祭祀活动充满了理性的味道。儒家重视祭祀,更多地是着眼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社会需要。祭祀祖先,乃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而源自于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经过连续不断的庄严的仪式,追思前人的恩德,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升华。因此儒家提倡祭祀鬼神的意图就是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要实现的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教化之道。不过,对于祭祀的对象或性质,大体可以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地乃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意义。如果根据这两种祭祀性质的划分,我们以之探讨孔子弟子于孔子祭祀的性质,便会发现其性质的特殊性所在。


    自汉唐之后,阙里孔庙具有了家庙与国庙的双重性质。所谓家庙,其祭祀当然是孔子后裔对祖先的祭祀,属于血缘性祭祀。不过,我们考察孔庙形成的原初过程,这种血缘性祭祀却若隐若现。孔子去世之后,“祭孔”首先应当出现于其家庭之中,但当时孔子之子孔鲤先孔子而逝,其裔孙子思恐怕尚未成人,所谓家族祭祀之事,也只是依理推测,并无明文可据。故探讨孔庙祭祀的原初意义,其家庙祭祀并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我们以为,真正意义的祭孔活动,首先发生在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其体现应当是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祭祀活动。


    显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祭祀不属于血缘性祭祀,然而产生于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这种祭祀关系,也非柳下惠所谓“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4]的祀典范围,而与其所谓“前哲令德之人” 看去有些联系,但仔细辨析,便可知这也并非孔子弟子祭祀孔子的本意所在。因此,一个新的概念需要引入,即“拟血缘性祭祀”,或称之为“仿血缘性祭祀”。


    尽管孔子与弟子之间不具有血缘关系,然而其师弟之间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孔子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宗法范畴的伦理,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亲情,可以适用于孔门师生之间。《论语·为政》记载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尽管孔子以为“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尚未真正达到“孝”,但将“弟子”、“先生”纳入到“孝”的领域进行讨论,便暗示了当时“先生”、“弟子”之间的“拟血缘”关系。如果说,本句所谓“先生”、“弟子”还有不同的理解,难以论证孔门师生之间的这种超越血缘的“拟血缘”关系的存在的话,那么典籍所记载的几则事例,则完全可以彰显这一点。


    孔子弟子颜回去世,孔子表现了超乎寻常的悲痛。弟子子路去世,孔子也有类似的表现。《论语·先进》记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从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据史料记载,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此处“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之“如”,便真切反映了当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深厚感情,已比拟之于父亲了。


    虽然此处所涉及的还仅仅处于“丧”、“葬”阶段而未及“祭”的阶段,但阙里孔庙之祭祀,却正是从此而立。我们以为,阙里孔庙之设,乃出于孔子弟子纪念、怀念老师,从而将孔子所居旧宅改造为庙,成为后世孔庙的雏形,开启了孔庙祭祀的历史,上文已有说明。此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发生在孔门师生之间的这种“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成为传统。


    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其中文化传承的意味与亲情延续,二者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正如李纪祥先生所云:祭孔成为具有流传与传承的文化大事,成为师生关系中的神圣性象征。而司马迁所谓,汉代之前,鲁国人对于孔庙的持续祭祀,便是由孔门师生之间的“拟血缘性”到“非血缘性”的过渡。随着后世孔庙被逐渐纳入官方祀典,其“拟血缘性”转移到了民间的“生”祭“师”中去,而“祭孔”则成为“非血缘性”祭祀活动的一种,即所谓对于“前哲令德之人”的祭祀之典,其中的“亲情”、“血缘性”完全消解,而“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凸显。


    二、汉唐之后:祭孔所以重教


    自阙里始立孔庙,至明清时代,遍布全国的孔庙已有一千五百六十余座,尚不计海外为数众多的孔庙。历代之所以十分重视孔庙祭祀,其意义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尊重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还是孔子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元朝武宗即位时,曾赞誉孔子:“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其中对孔子的评价,与后世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现代史学家柳诒征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8]梁漱溟先生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身上承载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凝结着孔子以前中国先人的智慧创造,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后世既深且远。


    尊其人乃重其道,此即《礼记·学记》所谓:“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孔子有大功于中国文化,孔庙之设,即是为了尊崇孔子之道。宋末元初的学者熊鉌说:“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这里的所谓“祠”,当然指的就是孔庙。明洪武二年,明太祖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于是,有儒者钱唐上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孔庙中除了祭祀孔子,还祭祀儒家后学,关于这一点,前人也说得十分明白。如明儒王世贞说:“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孔庙祭祀孔子,乃为尊祀其教、尊祀其道。孔庙以后儒配享、从祀,乃为衍续儒学道统。先儒之言,可谓中的!


    三、孔庙祭祀与儒学嬗变


    黄进兴先生对于孔庙祭祀有着如下的精到见解:“历代孔庙从祀制无疑均是一部钦定官修儒学史,十足体现历史上儒学的正统观。”虽然此处仅以从祀制立论,但以之纵观整个孔庙祭祀制度的嬗变,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孔子在历史上地位的起伏、儒学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这一部孔庙祭祀史上得以展现。尤其可以从孔庙的从祀制的变革中,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纵观整个孔庙祭祀史,我们发现,其规格和礼制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多有起伏变化。而历朝历代的祭孔变革都彰显了其时的世风与时势变化。


    以孔子的封号为例。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宋真宗则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元代武宗时期,对于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大成至圣文宣王”,如《至大四年祭告玄圣庙碑》所云:“褒崇侈典,享祀缛仪,自汉唐以下未有若皇元之盛也。”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阔的可怕的头衔”。然而真的如此吗?如果仅从孔子封号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若横向比较,便可窥其中奥妙。王葆玹先生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兼行三教而以道教为第一,尊崇孔老而以老子居首,如唐玄宗等追号老子为帝而仅封孔子为王,加号老子为‘大圣’、而孔子只称为‘圣’。”宋代亦是如此。宋真宗虽然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但老子却是“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赵文坦先生曾撰文指出,元武宗之尊孔,乃出于儒臣阎复之推动,而皇帝本人则是儒学修养最差的。而且当时政治的一大特点即是封爵过滥,此“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便无太多的实质意义了。尤其是蒙古贵族宠信喇嘛教,因此将之与同时的佛教、道教相比,更可见此尊号之轻。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曾罢祀孟子。其原因就是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被视为“大逆不道”,非臣子所应言。这恰是明代专制统治加强的一个显著信号。而嘉靖九年的改革孔庙祭祀,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其乃藩王入嗣大统,因追崇生父而与当时的士大夫集团矛盾升级,其借改革孔庙祀典,目的即是借机打压士大夫集团的势力。


    而孔庙从祀制的确立与变化,更直接地体现着儒学内部正统观的相互争夺。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这表明当时所推崇的便是所谓“传经之儒”。这与当时颁布《五经正义》、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而宋代,随着道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这无疑是道学道统观的直接实现,说明当时道学大盛,成为了时代风气,影响到了国家对于孔庙祀典的安排。以至到了明代末叶,崇祯十五年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使“明道之儒”地位上升。雍正二年及其后的增祀,出现了另一种儒者形象:“经世之儒”。其中的重要人物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


    当然,不管是传经之儒、明道之儒还是经世之儒的进退升降,除了最终由帝王决定之外,还要得到多数儒者的认可。正如清儒胡承诺所云:“从祀之贤,七十子无得而议焉,其余则历代所损益也。是以进而俎豆,退而黜夺,莫不经众贤所论,以求众心所同,而后跻于先圣、先师之侧。”而进退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益于天下后世者”。凡“尊王道、传经义、师法后人,为书佐人主,黜邪说以卫道”者,“皆有益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欲得而师之也”。因此,这些儒家要“进而祀之”,目的“非有私于其人”,而以“其道无日不在人心”。可见,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正道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孔庙从祀。


    孔庙祭祀制度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具有较之普通民众更加重要的意义。孔庙,可以说是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历代王朝对于孔子的褒封和祭祀,切实起到了引导士子、推动文化、弘扬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孔庙祭祀,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延续两千年,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孔子及其思想之伟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普遍推崇的圣人。孔子赢得了精英阶层的公认,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宗师和楷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孔子成为了读书人的宗师与楷模,统治者为了取得政治合法性,得到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必然要重视和推崇孔子及其孔子之道,而孔庙祭祀则是古代中国尊崇孔子的最为物化和最为直接的方式。


    通过两千年的历史积淀,孔庙祭祀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它一方面,给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人生现实与终极的目标,树立了精神的家园,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孔庙祭祀作为中国士人和文人的信仰,并没有演变为真正制度化的宗教。儒教一说,其中更多的是教化的意蕴。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不似西方文明那样具有深沉的宗教意识,但却极富于理性精神。因此,孔庙祭祀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可以成为我们探究中国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窗口。

 

    本文作者:刘续兵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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