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934年演讲“孔子学说之重光”，原刊于1934年9月16日出版的《乡村建设》旬刊第4卷第5期。
今天开孔子诞辰纪念会，按中央规定的典礼节目，有孔子学说一项，现在由我来讲。
我常同大家说：中国近百年来遭遇一种不同的西洋文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让我们历久不变的文化发生变化，显出动摇。大家又都知道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关系，所以中国文化受打击，发生动摇，当然亦就是孔子学说的受打击发生动摇。此时孔子之被怀疑，是应有的现象，是不可少的事情。大概是应当这样子，不怀疑不行；只有在怀疑之后，重新认识，重新找回来才行。我曾告大家说中国民族精神，必须在唾弃脱失之后，再慢慢重新认识，重新找回来；他必不能是传统的传下来！因为传统已全无用处。可是重新认识，重新找回，很不容易！不能仍然敷陈旧说。几时是孔子学说重光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在眼前很明白的还是一个晦塞的时候，怀疑的空气仍然浓厚。
我曾经努力这个工作——即对于孔子学说的重新认识，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重新透露其真面目。这个工作，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面工夫：
一面是心理学的工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上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的思想。如无这面工夫，则孔子思想得不到发挥。因为孔子学说原是从他对人类心理的一种认识而来。孔子认识了人，才讲出许多关于人的道理。他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人事的，或人类行为的；那些话，如果里面有道理，一定包含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是他一切话与一切道理的最后根据。所以心理学的研究是重新认识孔子学说，重新发挥孔子思想，顶必要的一面工夫。
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的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的作一番整理工夫。我们现在无法再与孔子见面，所可凭藉参考的，除了传下来的古籍，更有何物？所以要想重新认识孔子，古籍的整理工夫，亦是很必要的。可是从来想发挥孔子思想学说的人很多，似乎都欠方法，很容易落于从其主观的演绎，拿孔子的一句话、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去讲明发挥孔子的思想，而没能够有方法的来发现孔子的真面目。仿佛前人大都有此缺欠。所以孔子学说的发挥解释可以千百其途径：一个人有一个说法，一百人有一百个说法，一千人有一千个说法。同是孔子的一句话，我可以这样讲，你可以那样讲。讲孔子学说的人越多，孔子的真意思越寻不出。为什么越讲越分歧，越讲越晦暗呢？就在没有方法。自孔子以后，到现在很多年代，代代都有想讲明孔子学说的人，都自以为是遵奉孔子学说的人。可是遵奉的人越多，越加分歧，讲明的人越多，越加晦暗。今后如果仍然如此下去，岂不更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讲明孔子，不能重蹈前辙，必须有方法的去清理一遍才行。当我们作这个工夫，不要忙着往高深处讲，宁可有一个粗浅的意思；如果粗浅的意思而是确定的、明了的、不可摇移的，大家公认的，就要胜过含混疑似两可难定的高深之见！从粗浅起手，步步踏实向前走，不定准的话不说，说了便确定无疑；如此踏实确定地走向深处，庶可清理出一点头绪来，发现孔子的真面目。
现在总起来说：大概必须得有这两面：一面作认识人类心理的心理学工夫，一面作有方法的清理古籍的工夫，然后才能对孔子学说重新认识。
今天所要讲的是偏于后一面，即从粗浅的地方脚踏实地的来确定孔子是怎么回事。
现在所讲的仍是好多年前——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北京大学讲过的。当我们研究孔子思想学说，首先应问孔子毕生致力研究的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虽然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学问很多，许多人称赞孔子博学多能，当然是事实；可是他一定不单是博学多能。他的真正长处不一定在博、在多，假定孔子有一百样才能，一百样学问，那么，现有一百个专家亦不能及得孔子么？恐怕孔子有他一个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为他种种学问的根本。
我们如此追问下去，就发现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不是现在所有的学问。虽然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大学专门的科学很繁多，可是统同没有孔子研究的那一门学问，并且给他安不上一个名词来。很显而易见的，孔子研究的学问，不是物理化学或植物动物——不是自然科学；恐怕不单不是自然科学，并且亦非社会科学。孔子学说固亦包含类属社会科学的政治教育乃至其他种种的道理，但孔子毕生真正致力并不在此。
也许有人要说孔子学问是哲学，我说孔子学说不单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且亦不是哲学。哲学一名词本非中国所固有，是从西洋外来的；如果哲学内容是像西洋所讲的那样子，则孔子学说可以断定亦非哲学。例如西洋哲学中有所谓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二元论、人生观、宇宙观、本体论、认识论、机械论、目的论……孔子学说全然不是这一套复杂细密分析系统的理论玩艺。如此看来，孔子学说很难安上一个名词；在事实上所有世界的专门大学很难找到有这样的学科。
那么，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我们要想明白孔子，这一条很有关系，很可帮助我们知道他。但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什么学呢？话很浑括，很难明白。“三十而立”，立字怎样讲呢？很不好讲，“四十而不惑”，不惑的究竟是什么？对什么不惑？不惑两字仿佛会讲，大概就是不糊涂吧！但其内容究是什么，则非吾人所可得知。“五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天命？什么是知天命？亦不好乱猜。“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一种什么境界？更不可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字面说似乎好讲，可是事实上更不好懂，因这是他学问造诣的顶点，是从志学……耳顺等等而来，对于那些我们尚且不懂，如何能懂得他七十岁时的进境呢？所以我们不愿随便去讲古人的话，不愿往深奥高明里去探求。我们只注意这些话是孔子自己诉说他自己学问的进境与次第，至其内容如何，我们不愿乱猜。在前人亦许就要讲了，什么是不惑，什么是知天命，什么是耳顺，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前人都可有一个解释给你。而我们则暂且留着不讲，先从粗浅处来看。
这些话所讲的大概不是物理学、化学，乃至政治学、教育学吧？甚至亦不是哲学吧？哲学不像是这样。这些怎能是哲学呢？他仿佛是说他自己，——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里当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孔子毕生致力就在让他自己生活顺适通达，嘹亮清楚；平常人都跟自己闹别扭，孔子则完全没有。
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遍找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这种自己学，虽然现代世界学术很发达，可是还没有。这就是我们从《论语》上得到关于孔子学说的一点消息。
现在再举《论语》一章可以帮助明白这个意思。“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孔子最好最心爱的学生是颜回，而颜回最大的本领最值得孔子夸奖赞叹的就在“不迁怒，不贰过”。究竟“不迁怒，不贰过”如何讲，我们不懂，暂且不去讲明；但可以知道的一定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哲学。从这二句话，又可证实上面发现的消息：大概“不迁怒，不贰过”是说颜回生活上的事情。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研究他自己，了解他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不迁怒，不贰过”，大概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孔子学问是什么，于此似乎又得到一个证明。
从学生可以知道先生，从弟子可以知道老师，最好的学生就是最像老师的学生。譬如木匠的好学生就是会作木工活的。裁缝的好学生就是最会缝衣服的。而孔子的好学生，没有旁的本领，是“不迁怒，不贰过”，则老师的学问是什么，亦可从而知之了。现在结束这面的话：我们要想讲明古人的学问必须注意方法，不能随便往高深处讲。说句笑话，我不是孔子颜子；即使是孔子颜子，我才四十二岁，如何能知道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呢！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粗浅易见的地方来确定孔子的学问是什么。虽属粗浅，可是明白确定；明白确定，就了不得！比方孔子学问很古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说来说去都是说“他自己”；我们确定孔子学问是如此。意思虽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可以为大家承认，毫无疑问，无可再假。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远处，则孔子的真面目亦可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
这是关于整理古籍方法一面的话：底下转回来讲孔子的学问。
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凡对自己心理无所体认的人，一定不能体认旁人的心理；因为体认旁人心理无非以我度他，了解旁人必须先了解自己。我随便举一个例，如吃辣子，看见旁人张嘴作态，我就明白那是感觉辣的表现；我何以能知道？就在我曾经有过那样的经验，从我自己的经验可以推度旁人。不然，我对旁人的心理就无法知道。所以要想认识人类必须从认识自己入手；只有深彻地了解自己，才能了解人类。而了解人类则是很了不起的学问；因社会上翻来覆去无非人事，而学问呢，亦多关人事。如历史、政治、教育、经济、军事，都是研究人事的学问。所以明白了人，不啻明白了一切学问；明白了人类心理，能作的事就太多了。他可以办教育，开工厂，干政治，可以当军事官，带兵，因这些无非是人事啊！可是孔子学问之大远不在此，虽然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是一切学问知识的最后根据，不过这仍为一种知识学问，孔子的伟大尚不在此。
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他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就是自己不跟自己打架，自己不跟自己闹别扭。所谓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其实尚是我们解释他的话，在他自己无所谓有办法无办法，只是他的生命很圆满，他自己的生活很顺适而已！此即孔子学说真价值所在。申言之，所有办法皆从了解来，因为一切学问都包含两面：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了解，一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有办法；而办法则从了解来。办法是偏乎应用一面，了解是纯粹研究的工夫。如果对于人类心理有认识有办法，那一定是从深彻的了解个人自己起；了解自己与对自己有办法，是丝毫离不开的。如对自己没办法即不能对自己有了解，对自己无了解亦不会对自己有办法。反之，有一点了解即有一点办法，有一点办法亦有一点了解。愈了解自己便愈对自己有办法，愈对自己有办法便愈了解自己；所以办法与了解是一回事的两面，即了解即办法，完全离不开。这是一种最亲切最有用的学问。
现在的西洋人，我敢断定，将要失败。我更说一句话，现在的西洋人要失败在中国人面前。“为什么？”大家一定会诧怪发问。就是因为西洋人对什么都了解都有办法：天上的电，地下的矿，山上的草木无不了解；上穷天际，下极地层，都有办法。西洋人对一切都考查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西洋人诚然发达了许多学术，不过对自己尚没有顶亲切而有用的学问。他对物的问题算有解决，而对自己则无办法。这就是我说西洋人非失败不可的原因。中国人占一个便宜，即他一向受孔子的启发与领导，曾在了解自己的学问上用过心。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有几句话与刚才说的意思相关系，大家可以用心去想：
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西洋人至近代以来，学术虽很发达，可是都系智慧向外用的结果。所谓智慧为役于生命，即系智慧单单成立了生命的工具。中国最高学问与印度的最高学问，是让智慧回到自己生命，使生命成立了智慧的生命。而普通人的智慧都向外用，生命仍是蠢生命。智慧回头用在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有办法，此时生命不是蠢生命而是智慧的生命。西洋人虽然会造飞机，上升天空；可是他的生命是蠢的，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他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自己对自己没办法，则其他办法都不是真办法。中国人对其他办法——征服自然一方面很不够，而回头认识他自己，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亦没作到好处；作到好处的只有少数圣贤，这是中国人今天失败的原因。可是西洋人对于人类根本地方，少所了解，少有办法，所以我断定他亦要失败。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旧文化的坠绪从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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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liang shu ming）（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与原配夫人黄靖贤（1921年至1935年）育有长子：梁培宽，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陈树芬。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成长历程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成长历程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给读者留作一个比较。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
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挣扎、苦闷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名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所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坐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甚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培恕先生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 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最自由的教育
梁漱溟“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到过邹平几次，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拿着刷子画红太阳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有深刻记忆。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梁漱溟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与毛泽东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活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和毛泽东在延安彻夜长谈直言“文革”搞糟了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