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山书院位于平遥文庙中轴线上的第四进院落，走过明伦堂便是平遥城内最大的书院，现辟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科举博物馆。

    超山书院在创建之时，平遥的社会经济已不同于康熙年间，但晋商却突飞猛进的发展，票号银行业也逐渐兴起，使得晋商能够慷慨解囊捐助书院，让超山这个书院如虎添翼，日益兴旺。晋商能有这样的善举一方面“急公好义，造福桑梓”的儒学观念，是他们创建书院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弃儒就商的风习形成，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成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

    超山书院的创建有朝廷返回的1200多两百银，其余大多是城内名大商号票号日升昌、百川通、协同庆等捐赠的，富商们把目光投向本县的教育事业，就使兴办书院的经济来源有了保障，仅创建时间的启动资金就1万两百银，存在票号年息650两，保证了每年的办学开支。

    足够的办学资金，当然能使书院聘来名师，曾在这里任职的11位山长都是进士出身，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官海经验，有这样的名师自然出高徒，他们不但为平遥培养出许多进士、举人，更为晋商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管理人才，据说，曾在这里贡献最大的山长徐继畬老先生离开时，挟道迎送的人们长达几十里，其中各大商号、票号纷纷为他送来匾额和礼物，一些当地很有名望的商人也都亲自欢送，以表谢意。

    书院是一个县同国家科举考试接轨的教学场所，孩童的启蒙教育基层教育都得在这里进行，但在平遥，当地受“学而优则商”思想的影响，书院除了教授学生必读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时间还要用于学习书法、珠算、社交等知识，这也是后人所说的晋商成功的经商三大法宝。

    商贾乐于助学，学生热衷经商，使平遥商业和教育的发展形成互动关系，形成了清代平遥超山书院的儒学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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