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州绅民的强烈要求下，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朝廷，将涉案官员原归安县知县朱懋清、丁燮和归安县典使史悠斌、千总柳寿春四人革职惩处；经沈家本奏请，湖案有功之士绅刘锦藻等亦受到奖叙。

    湖案的审判对时人影响甚大，京沪粤各大报纸持续关注，不时发布相关消息。上海审判之日，又有数百名中国教徒出席旁听。及至双方议结，教会还地拆屋，对教民的震撼尤其强烈，有人哗然曰：“自有教案以来未有如此奇辱者”。林文德当场讥讽：“中国人于百年荒地平时绝不顾问，外人偶一经营，则群起而争争。而得之复漠然听其荒芜，比比然也。”刘锦藻闻之“愀然”。经此刺激，他决心在争取回来的土地上重建“尊经阁”，为此积极奔走筹款。幸得当地士绅沈耀勋捐助巨资，历时多年，终于在原地上兴建了工艺学堂图书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新式图书馆之一。至此，湖州海岛教案尘埃落定。

     本案从法律上看，教会具有了合法购地的一切形式，湖绅也是深知此事之难。而历经六年之久，湖绅为此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皆大大超过争议土地的物理价值；在最终的和解协议中，湖绅为换取府学旧地，不惜偿付数额不菲的款项以弥补教会的损失；此外，湖绅代表中不乏豪商巨贾，区区地产根本不是他们坚持抗争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说，湖案并不是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礼仪之争”。

     然而，案件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即和平、理性、合法与适当妥协的精神，其中新派士绅的作用攸关。

     湖州本来就文风极盛，士绅势力强大，近代以来名人辈出。以上海审判中的四名湖绅代表为例，刘锦藻出身于湖州南浔四大富商的“南浔四象”之首的刘家，是近代典型的集官、绅、商、学四种身份为一体的张謇式的人物，著有《皇朝续文献通考》。张增熙则来自“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胞兄，曾游历美国，熟知教会情况，与孙中山先生颇有交往。沈谱琴曾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会员，晚清湖州地方自治的骨干人物，近代湖州的教育家、政治家，湖州辛亥光复的元勋，前半生贡献累累，唯其晚年曾被迫出任伪职。俞恒农则是湖州新式府学的监督。他们是一批具有新思想，了解新形势，顺应时代的新派士绅，在湖案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们作为代表与教会、官府交涉，争取同乡京官的支持，组织民众进行抗议，聘请律师出庭起诉，最终与教会达成和解。在民情汹涌之时，他们劝慰民众文明抵制。因此，尽管湖州教案交涉长达六年之久，却始终未演变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恶性外交事件。

湖州士绅刘锦藻

    湖州教案是晚清教案交涉中难得的“另类”标本。本案中，湖州士绅和浙江省官员，穷尽了当时所有可能的、合法的解决途径：禀告县令-上告浙江巡抚-遍告同乡京官-都察院控告-京官上书-与教会谈判-领事、公使调停-法庭起诉，并辅之以集会游行示威-向报馆发布消息、制造舆论-官员观审等诸多方式，成功地给教会和美方施以压力——1905年正值抵制美货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湖州人民的示威游行，亦与此风潮相互呼应。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