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如何接受教育的，这对于惯常于现代教育体制的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与现代人一般只在官方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不同，古代人可在官方教育机构与私人教育机构获得教育。

　　官方的教育机构，其最高学府是国子监，由中央政府主办，另外还有地方政府主办的州学、府学或县学。私人的教育机构分为私塾与书院。私塾是一种童蒙教育，由乡村富豪贤达私人设立，或由宗族集体设立。书院则是一种高等教育，以儒家义理思想为主，特别讲授天人性命之学。

　　书院萌芽于唐代后期，五代时得以推广，至两宋大兴。宋时就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河南的应天府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及石鼓书院。

　　书院虽是民办教育机构，因为有高官、大贤的嘉意褒扬，再加之由名儒硕彦主持教学，使得书院遍立全国，官学或开或闭，但书院却延续不竭。同时，书院与汉代家法传经不同。汉代家法传经完全在家里，没有学规与体制，但书院却专辟精舍，有固定的学规与体制，且规模较大，生员众多，故影响远甚于于汉代家法传经。这样一来，书院虽是私学，但总会与政府发生若干之关系。据《皇清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可见政府对书院的支持与褒奖。

　　尽管如此，书院依然不受政府支配，讲学比较自由。明代的东林书院不但纵论天下事，而且针砭时弊，即可见书院之学风。因主持人多是学术高明、践行笃实的时望者，故学生多慕名而来，且能教学相长，砥砺品行。书院的经费来自于书院自身拥有的田地，这些田地或由富豪捐助，或由政府特赐，学生来此学习，其膳食由书院供给。下面略谈两个问题，即书院之于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与书院的教育理念。

　　书院之于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就是：教育由贵族门阀的垄断下降为社会大众的普及。在书院兴起以前，要想接受相对高等的教育，只有到公立的教育机构，但这往往是世族贵胄的专利，一般的老百姓是很少有进入这种机构的机会的。也正因为如此，宗教势力得以入侵，一般享受不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去寺庙借书来读，从而满足其精神的需要。宋初的范仲淹、胡瑗等还都在寺庙借读过。然书院讲学兴起以后，风气则为之一变，不但庙宇不再有吸引民众之力，而且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渐从做子孙家长转移到为社会师长上来。这样，学术的中心就从世族大家转移到了平民社会上来。可以说，由于书院的兴起，宋以后的民间讲学，有类于先秦诸子的自由讲学，尽管其活跃程度尚不及先秦。

　　书院的教育理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学达性天。一般每一所书院，都悬挂刻有此四字的匾额。尽管这四个字乃由康熙朝所赐，但与其类似的教育理念却早已有之，那就是“天人性命之学”。

　　天人性命之学在孔孟那里已肇其端，不过，到宋儒那里才大发其蕴，书院讲学尤重乎此。所谓天人性命之学就是：为学要体悟天道，从而变化气质，成为一个“尽”天“全”性的人，亦即“学达性天”。可见，书院虽然使教育向民众下移，但并不是一般的技能传授与知识普及，而是具有典型的淑世主义特征，讲求知行合一。可以说，是把孔孟的教育理念普及于民众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大众宗教。这也是为什么每所书院必配祀孔子的神像与牌位的原因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书院多依山傍水，无非就是避免沾惹市井的凡俗与纷扰，以求静修与存养。

　　正因为书院既着眼于社会平民，又秉持淑世主义的教育理念，因此，为社会培养了不少的德行敦实、气节高亮之士，民风习俗由此而淳厚、质朴。所以，尽管上层政治不乏黑暗溃烂之时，但下层的民众生活总不至于混乱得不可收拾。这正是书院讲学为民间留下的正气与德力之所致。可以说，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可惜，清末因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从而兴起学习西方物质技术之风。1901年，清政府责令各省书院改为新式学堂。教育理念由究天人性命之学转变为学习物质技术，从此，书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了一个永远逝去的背影。今天，我们的教育也是一种大众化教育，但却走向了技能的传授与知识的普及，而当我们遥望那个逝去的背影的时候，是否该有所触发与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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