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公罪”和“私罪”两大类。“公罪”也称“公坐”，《唐律疏议》解释说：“私曲相须。公事与夺，情无私曲，虽违法式，是为公坐。”就是说，“公罪”是因承办公事不力、失误或者差错，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公罪”的确定，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私心”或有“私利目的”，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式”。换言之，公罪就是官吏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出以公心”的违法行为。因为“违法式”既可与“公心”相关系，也可与“私心”相联系。

　　关于“私罪”，唐律注云“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疏议进一步解释说：“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是说承办公事时，出于私心动机，迎合上级或皇帝好恶，不讲真话，也和私罪相同。具体如“对制诈不以实者，对制虽缘公事，方便不吐实情，心铗隐欺，故同私罪。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屈法申情，纵得财，亦为枉法。”

    “公罪”和某些“私罪”的行为主体都是执行公务的各级封建官吏，但是却并非都与官吏职务行为直接相关。公罪“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与官吏职务相关；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既不能全部都认定为与职守相关，也不能因有“私”而全部认定为官吏个人的私的行为。因为《唐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私的行为”，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其一，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如个人盗、奸等行为；其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前者是封建官吏的“私的行为”，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完全是个人行为，抛开官吏这一特定犯罪主体身份，任何人均可为之。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但是却与公事有关，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

　　依照台湾学者戴炎辉在《唐律通论》中的观点，公罪就是行政犯。那么，公罪应受违纪处分。只是在性质界定上明确区分了“公罪”和“私罪”，同时唐律对待“公罪”和“私罪”，分别不同情况量刑，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公罪者减轻。官吏犯公罪，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

　　总之，唐律“公罪”和“私罪”的区分，是合理的。从行为人主观状态角度来区分，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多出于故意。从惩处原则角度来区分，对公罪的处罚要轻于私罪。如此规定，既有益于整治监督官吏的职守活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官吏职能管理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官吏执行公务中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坚持个人操守，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公罪和私罪的规定，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定罪量刑原则的科学性，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官吏为官之道所追求的理想。

　　宋朝范仲淹曾言“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官若勤于公务，无法避免地会有失误，若怕犯错而懒惰疏怠，绝非正直高尚的人所应为。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做官若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会获罪入刑，坚持原则，不逢迎上级或皇帝，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这是中国古代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为官的自我约束，是传统道德背景下的中国古人所追求为官之道，于古有益，于今也应提倡。区分“公罪”和“私罪”，以此鼓励官吏从事公务而无“私曲”的积极性，对于澄清吏治，强调官吏的道德操守，加强廉政建设，无疑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