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已近八十年，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师生们的身影也在朦胧的荷塘月色中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留在校园和学术界坚实的足迹仍清晰可辨，历久弥新。大师们所显现的人格光辉，与点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后学继续向着前方的路走下去。

    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西北郊外的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一年的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 1924年初，随着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清华学堂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同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一一聘请。

    很快，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

    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年轻的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骏马中的“赤兔”，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出神入化之奇境。

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Cambridge区之 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卖淫之生活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至于这“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张仲述即当年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的张彭春，属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胞弟，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赵元任到清华做教授，主要是张的举荐，而陈寅恪则得意于吴宓与王、梁二位导师的荐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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