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其基本理念是“学达性天”、“理合神人”，因此，具有立体的超越性与神圣性，决不是平面的知识传授，故有很强的宗教意味。是以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一种“庙学合一”的教育模式，而最能体现这种教育模式的就是文庙。

　　在未有文庙之前，古代就有开学之初以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之礼俗，如《礼记·文王世子》中有：“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 这种祭祀仪式是表示学有所统、道有所承，且所关甚大，非可有可无的知识之获得。即便是学有所成以后，亦要行释奠礼，即皇帝太子亦无例外。《晋书》卷十九有：“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但在汉以前，祭祀的对象是先圣先师，未必是孔子，汉以后则其对象固定为孔子，然其场所——在唐以前——多在辟雍或宫廷举行。

　　至唐代，孔子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是在武德二年下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既而在武德七年（624年）孔子被尊为先师，又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被册封为文宣王，各地开始兴建文庙。随着文庙的普及，“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初步形成，而其基本祭祀礼仪——释奠礼，亦为各级政府与学子所遵从。

　　文庙一般设三进院落。庙前一般设置照壁，刻立“下马碑”。正门叫棂星门，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正门，故两侧一定设置侧门，侧门或牌坊或牌楼。庙门内设有泮池，且池上有桥。第一进院落多是附属机构，如忠义祠、节孝祠、乡贤祠、更衣厅等。由大成门进入第二进院落。这是文庙的主体建筑，设大成殿与东西两庑，供奉孔子以及附享人物的神位。第三进院落是崇圣祠，祭祀孔子及附享人物的祖先。中轴线上是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与崇圣祠，两侧建构则左右对称。门楼上一般刻有“斯文在兹”、“德配天地”、“道贯古今”、“金声”、“玉振”等匾额，称颂孔子的功绩与德业。

　　文庙主要是祭祀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统人物的，因此，大成殿及东西两庑所供奉的神位很多，且两庑的供奉逐渐增加，至1857年，最终定型为79人。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神位，两侧则是四配的神位，右侧分别是复圣颜渊、述圣子思，左侧分别是宗圣曾参、亚圣孟子。大成殿东西墙则是十二哲的神位，东墙分别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和有若，西墙分别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和朱熹。两庑亦分东西，东庑为公孙侨、林放、原宪、万章、周敦颐、程颢、邵雍等40人，西庑为公冶长、公孙龙、公都子、公孙丑、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等39人。四配称之为配享，十二哲称之为中名从享，两庑人物则称之为从祀。

　　从文庙的供奉及众多的附享人物来看，其供奉的不仅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且可有增添，这就不同于佛教寺院与西方基督教堂。所以，文庙文教的意味重，而宗教祈福的意味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弘扬儒家道统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就有资格从祀于文庙。与别的宗教相比，可谓为人间宗教。这正如康熙朝的闵明我所指出的那样：“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

　　文庙的基本功能是举行释奠礼，其规制至玄宗时基本定型。《大唐开元礼》规定，中央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中祀，地方政府举行的释奠礼则为小祀，且程序严格。其程序为：前三日是预备，参入人员需要斋戒、扫除释奠场所、陈设各种礼器及先圣、先师与诸弟子神位。享祭之日，享官服祭服，陪祭官服公服，学生服青衿服于天明前三刻入场。在各参入人员位次坐定以后，由相关人员实行祭奠礼仪。礼毕，祝版燔于斋所。至宋代，因书院的繁兴，文庙与书院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释奠礼愈加普及，也进一步凸显了儒家的教育理念。如岳麓书院就比邻长沙文庙，我们湘潭文庙的右侧原来也有个昭潭书院，可惜现在已经不在了。这种文庙与书院的结合，旨在使学生明白，“举天下皆设学而教以先圣先贤之道者，盖欲天下之人，皆学为圣贤也”。（《伊洛书院记》）这正是“庙学合一”的教育精神的最好体现。

　　正因为文庙很好完成了“庙学合一”的教育精神，从而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教与民风，所以，地方长官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兴办县学，修缮文庙以及恢复释奠礼。唐大历九年，王纲知昆山县，见文庙堂宇大坏，未遑修缮，释奠以后，退而叹曰：“夫化民成俗，以学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为？”由是决心修复。既成，“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梁肃：《昆山县学记》）现在全国尚存的文庙不在少数，但或辟为商业旅游，或废弃为仓库，或用为办公间，这让中国文教传统遭遇难堪与尴尬。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