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光绪元年（1875），身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光绪二年（1876），在四川刊行。后来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一文曾讲过：“任四川提学时，撰《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以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可见张之洞对自己这两部书的水准十分自信，回忆起来，志得意满。然而即便如此，张之洞也不会想到，也没有谁会预见到，这样一本十几万字的小书，竟然是张之洞接近一千万字的著述中最有市场、重印次数最多、流行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首先，《书目答问》与张氏《輶轩语》《劝学篇》等具有共同的撰述宗旨和理念诉求，共同构成张氏国学教育的三部曲。当然，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培养士大夫，其间也不乏可供今日所谓通识教育设计参考的思想资源。《輶轩语》主题在阐释如何读，指示治学门径；《书目答问》提示读什么，全面展示四部之学的代表作品，尤其大力揄扬清代学术的主要成果；而《劝学篇》则申明为什么读，秉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宗旨。三书各有侧重，前后呼应，完整地体现了张氏的学术主张。时过境迁，在张氏一些具体提法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摒弃所遗忘的同时，《书目答问》以及《輶轩语》《劝学篇》的论学部分仍然有阅读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张之洞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广的文化背景以及张氏对国学的透彻认识。在《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固然有张氏门生分别印行，群起响应的现象，但长时段里《书目答问》的流行，就不能用张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原因去解释，只能理解为《书目答问》的流行有其自身的学术必然性。

　　其次，《书目答问》改变了书目的价值取向。此前的书目，大都是针对皇家图书馆和私家藏书的，是针对少数人的书目，而《书目答问》则从设计初衷就是面向广大读书人的，把书目与读者的密切关系放在首位，这是目录学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与转变，从而为推荐书目和近代专业书目树立了学术典范。

　　再次，对学术路径的强调。《輶轩语》卷一《论学》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下文指示各种重要书籍的作用时，又一次强调“《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以目录学作为学问门径，是清代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表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书目答问》即秉承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学之道，岂胜条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在《书目答问》史部谱录类书目之属云：“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书目答问》2500部书的规模与整体结构，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的指导思想与收录原则。

　　在知道书名、作者信息之后，紧接着就是要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因为图书与版本实际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部书都有其具体的特定的版本信息。《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与《四库全书》相比，《书目答问》的一大改进就是大量增加版本信息。这样，图书信息才是完整的，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治学门径的指示，又包括了对小学的高度重视。《说文》著录约50种，远高于《尔雅》的15种，从而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清代《说文》学的风貌，是《书目答问》比较精彩的片段。

　　又次，《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是《书目答问》一个极有学术特色的附录，更是一项带有创造性的贡献。《姓名略》按照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14类开列名单，初步清理了学术与文学的系统和代表人物，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首次有意识的全面且系统的总结，以弥补四部之法凸显典籍而淡化人物的缺憾，是目录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学术理念及成功实践，超越了《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乃至《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汉宋藩篱和理学框架，用最简略的方式勾勒出清代思想文化的生动轮廓。《书目答问》的书目与《姓名略》相辅相成，构建了目、书、人、学四重要素的新型书目范式，将知识体系、代表典籍、著名学者、学术领域整合起来，以目录建立学术体系，以典籍代表文化成果，以著名学人树立学术典范，以学术领域来育化新人。同时，《姓名略》的设置，即是对四部分类法的结构性补充，又在体制内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传统目录学著作缺乏检索功能的遗憾，这也是迄今为止目录学史研究忽略的方面。

　　最后，《书目答问》原有的知识空间、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有民国范希曾《补正》等为之继续扩展。又有蒋凤藻、叶德辉、伦明、周星诒、余嘉锡、王伯祥等很多藏书家、目录学家、学者的批校本，留下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至来新夏先生《书目答问汇补》方做一全面总结。大量名家的批校本，为《书目答问》增添了版本学价值，更灌注了新的文人趣味，开拓了《书目答问》的欣赏空间，丰富了书目的文化内涵。《书目答问》之所以是《书目答问》，就在于它提升了书目在传统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化范式的转换与衔接之间的多层次价值，使得《书目答问》不再是入门级的敲门砖，它有了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它衍生出来可供继续扩展的研究空间，增添了一份回味的余地。

　　从传承学术、普及国学的角度说，张之洞确实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国学教育家，而《书目答问》则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国学书目。《书目答问》开启了近代以来推荐书目的潮流。在胡适之、梁任公这些文化名流的国学书目都被人们逐渐淡忘的时代，《书目答问》还能有生命力，还具备再开发的潜力。一百多年过去了，《书目答问》依然值得我们去阅读。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