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滨书院

 

涟滨书院模拟图

 

    湘乡书院的历史从南宋开始，至清代已有五所：涟滨书院、东皋书院、东山书院、双峰书院、连璧书院，其中涟滨、东皋在县城，属县办。由湘乡学宫（即文庙）演变而来的莲滨书院历史最悠久，始建于1009年。涟滨书院位于涟水河畔，今湘乡一中校园内，晚清重臣、湘军统帅曾国藩于1831年在这里读书，深受其学风影响，随后考取功名。

 

　　如今的涟滨书院是曾国藩生平研究馆

 

　　涟滨书院并不难找，它位于湘乡一中南校区内，正对着涟水，远远就能看见一块石头标牌。书院的大门处挂着“曾国藩生平研究馆”的牌子，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湘乡市一中党总支书记、曾国藩生平研究馆管理所所长周建明告诉我们，曾国藩生平研究馆建于2010年，研究馆设有“寒窗苦读”、“京师岁月”、“湘军统帅”、“总督南北”、“倡办洋务”、“一代儒宗”、“家教传承”、“流被桑梓”八个展厅和一个精品展室，完整展示了这位名人走过的一生。

 

　　“涟滨书院所有的建筑于1956年被彻底拆掉，这栋房子是1955年在涟滨书院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原来是教学楼，后来加以改造为研究馆。”周建明说。

 

　　走进书院，便看到一些精心保存的石碑和石墩，周建明告诉我们，右边的“周忠节公祠”是罗泽南公祠的原物，由曾国藩亲自书写，罗泽南也是湘乡人，也曾在涟滨书院读书，是湘军的重要人物。

 

　　一对造型很漂亮的石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底座是方形，往上是规则的八边形，再往上是呈莲花状的圆形。“这对石墩是涟滨书院原来的建筑的底座，算是一个见证者吧。其余的石碑则是涟滨书院的碑刻。”周建明说。

 

　　涟滨书院不仅是曾国藩读书的地方，也曾是湘军士兵的操练场。导游介绍，书院的房屋后曾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原来叫阅兵堂和教武场。

 

　　涟滨书院早已湮灭于历史之中，为什么要重建成曾国藩生平研究馆呢？周建明说：“曾国藩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对所处的时代和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创建‘曾国藩生平研究馆’，旨在为大家研究曾国藩和湘军文化搭建一个平台。”

 

　　历经两年，如今研究馆已经成为涟水河畔的一道风景线，周建明向我们讲述了涟滨书院的重建过程：2009年湘乡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会并启动湘乡市湘军文化建设项目。曾国藩生平研究馆是湘乡市湘军文化建设项目的重点工程之一，馆舍选址于曾国藩母校涟滨书院旧址。该工程于2010年2月开始动工建设，8月建成试开馆，10月正式开馆。2010年12月，湖南省旅游局下发《关于对申报国家3A、2A级旅游景区的批复》文件，曾国藩生平研究馆被批准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涟滨书院的前身是湘乡学宫

 

　　湘乡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陈湘魁是湘乡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向我们讲述了涟滨书院走过的历史，“涟滨书院的前身是‘湘乡学宫’，也叫‘文庙’。湘乡文庙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湘乡文庙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庙，最初叫学宫，既是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又是当时学子们读书之所，这是湘乡开办官学的标志。据史料记载，“学宫与孔庙并建，治庙之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帅属之子弟肄业焉。”

 

　　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胡安国提举湖南学事时，将书院改建于涟水西岸。宋代的学宫属于官办的“两庠”之一。文庙因兵火与风雨侵蚀，在宋、元、明、清四朝，先后修复、重建、扩建达七次之多。

 

　　乾隆四年（1739年），湘乡文庙迁往黄甲岭（现一中北校区），邑人萧衍守申议将旧学改为书院，知县徐锡仁给书院取名“涟滨”。乾隆三十五年，知县朱鉴昌作《涟滨书院记》：“上湘有书院旧矣。宋，乡贤周受业南轩张子，归与邑人讲学昆仑桥，光大朱张理学。张栻为其题词‘涟滨书院’。”“其后，真西山先生，特建学舍，嗣为‘涟滨书院’，以居涟水之阳而名之也。”

 

　　涟滨书院建筑在原学宫旧址上，以儒家“求道”、“传道”之宗旨与“兼济天下”的政治道路相连，“中为春风堂，旁列学舍三斋，前为龙门，左立学舍门，右为考棚。”导游介绍，棂星门是书院的大门，随后是大成殿和藏书楼，是教学和祭孔的地方，左边为春风堂，是学生休息和读书的地方，右边则是考棚，是学生们考试的地方。讲堂、斋舍、书楼这个建筑群从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装饰到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

 

　　右边考棚规模宏大，茶陵、攸县、安化三县因距省城较远，每届县试后若守候府试，则等的时间较长，若往返两次，则耗资又大。因此，嘉庆九年，省府准予上述三县的考生就近在湘乡参加县试。这样，湘乡每年县试，来考棚应试的考生多达2000余人。大规模的考生集会，更增添了涟滨书院的盎然读书生气。

 

　　不为功名利禄是务

 

　　《同治刊湘乡县志》上记载了涟滨书院的办学宗旨：致知而务博，力行之基也；修身而不怠，致用之本也。二三予抑思如是以学，其学专，则造乎圣人之室不难矣。若徒记诵章句，驰骋笔墨，惟功名利禄是务，而无补于道。

 

　　可见书院的教学并不是让学生只背诵四书五经，一味地提高写文章的水平，而是以“道”为最高标准，致知、力行、修身、致用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如果仅仅以功名利禄为读书的目的，那是对“道”没有任何增益的，是不能成为栋梁之材的。

 

　　从县志上另一段记载，我们可知涟滨书院虽也重视科举，但并不以科举为唯一的目的。“今学者幸生当文教昌明之会，有师儒以董劝之，有斋舍以息游之。其思何以制心，何以植品，何以应科举而不为科举之累，予以仰企前贤，远绍遗绪，则异日之升斯堂，入斯室，我湘人其必有钟鼎王国。”

 

　　参加科举，但是不被科举所累。在这些管理者看来，科举虽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心、植品，仍是儒家文化中讲求的修身养性。

 

　　一个书院的学风与山长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书院，由山长管理。山长既是书院的管理者，又是主讲者和学术带头人，他的品德直接关系着书院的生存和发展。山长的人品是经过社会公众的长期观察的，观察者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评聘标准和审查程序。在古代社会，那些执着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学术独立、讲学自由的思想。

 

　　书院的出现，就是儒家士人这种精神的出现。书院山长往往是山林隐士或地方饱学之士，而非朝廷任命的官员。出任山长的儒者，自命是以道义为社会服务的人，为了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些人不仅需要夙夜强学，精通治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具有很高的修养。涟滨书院当时的山长是刘元堂，是一位饱学之士，曾国藩、刘蓉等湘军将领在涟滨书院读书时，就深受这位儒士的影响。

 

　　曾国藩求学于此

 

　　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来到了涟滨书院。在此之前，曾国藩连续参加了四次院试，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来到了涟滨书院，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深受山长刘元堂的影响。在这里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赴长沙参加第五次院试，顺利考取了生员。　

 

　　涟滨书院有一座专门的藏书阁楼叫“尊经阁”，即今日的图书馆。“尊经阁”的藏书非常丰富，不仅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书皆全，而且清朝的各种宪章文件及臣工奏稿、书信等亦颇为浩繁。在当时来说，“尊经阁”藏书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它不但是涟滨学子的精神家园，而且也是各地书院中的藏书奇迹。

 

　　这些图书为曾国藩“读破万卷”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涟滨书院的一年时间，不仅是曾国藩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其思想认识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回忆这一年的学习时光，“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