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商论域2015”于1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良知，价值重塑与企业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杜维明教授出席并演讲。
杜维明表示，中华民族170多年来所碰到的困境，突出了科学和民主。所以西方所代表的理性以及自由的价值，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成为人类多半都接受的价值。虽然有此价值，但还是没有办法面对刚刚提出的人类中心、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个人为主所造成的两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杜维明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礼乐教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一种正常持续的互补、互信、互相尊重的理解是缺失的。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有基本的和谐或者基本的团结，这是极大的困难。现在所有人在推动人权价值的时候，一直注意到责任的重要性。如果只是讲人权，不讲责任，责任不作为我关注的课题，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他还指出，另外还要分开来看，假如没有自由，正义只是注重正义、注重公正，会异化成一种宰制性的权威：正义在我，这样世界上的冲突就很多。假如没有理性，我们的同情成为溺爱，又不合情又不合理。没有法律只有礼乐教化，没有法治自由是不可能的。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很可能变成“同而不和”的极权统治。以责任、以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安定作为唯一的价值，而权利很难突出它的特殊的主动的价值。
因此，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乃至同情、正义、礼让、责任和社会团结，都是人类需要。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并不是就要突出责任而忽视人权，特别突出同情而忽视理性，特别突出礼让而忽视法制，特别突出社会团结安定而不够重视个人尊严，这两方面必须同时共有。
杜维明指出，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杜维明：谢谢姚新中教授，请允许我在开始的时候用英文说两句。(以下为英文译文)我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谢意。我要感谢KSG基金会，它是我们的赞助者。我要感谢英格瑞德·哈姆和克劳斯·M·莱辛格先生，还有莫笛亚迪恩·菲尔先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长江商学院的有关人士，他们和我们联合主办这次儒商论域2015会议。
(以下为中文演讲内容)
大家早上好！有关“良知、价值重塑和企业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生疏的课题。特别在这一场合，能够有机会和国内一流企业家和学者交流意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思考，但是还是不成熟，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这次相聚，对我讲确实是希望由大家提供的智慧和所提出的问题，能够讨论现在所面临的价值重塑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不仅在企业界、在学术界，在政治、在媒体，在各种不同社群都是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我先把问题点出来，是什么问题。在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凡俗的人文主义大框架中，如何重新建构我们的价值。这个“我们”当然是指文化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散布世界海外的华人，当然也包括世界所有和中国虽无血缘关系却关心中国问题的人。
价值重塑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当然也是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大家心里面有数，但实际上要对它的内核做比较深入的研究，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的宇宙论，大的本体论，所谓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一思路，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思路。而人类中心这一思路又是从启蒙以来，使得人类在科学技术上能够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是我们的困境。
另外，如果从马克斯·韦伯的眼光来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化的过程。而人类在最近一两世纪，通过科学技术在理性上突出的表现，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这个理性在现阶段又特别突出了一种特殊的理性，这一特殊理性就是工具理性，不是目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不是沟通理性，工具理性也就是用我们的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只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我们全力以赴，否则我们不闻不问。这个工具理性在世界上也造成了很多重大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征服自然的问题。现在可以说我们能征服自然了，我们对于自然资源、对于水源、对于土壤甚至对于空气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可惜这一影响力基本上是负面的，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人类现在、将来碰到的问题。
再来，正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因为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一些年轻人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以我为主的倾向，一种掌握资源、控制资源的个人主义特别突出，这一潮流不可抗拒。特别是在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所形成的“赞天地之化育”的观念，和谐的观念，还有长期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没有声音或者极微弱的声音，只是一些背景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价值，多半是来自启蒙，在西方启蒙从法国开始，在德国、英国，各方面，西欧也都有非常重大的发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价值资源，对于富强、自由、平等、法治、民主，我们都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中间当然包括人权。
我曾经说到，在现阶段人类的文明发展，从“五四”开始最早我们中国接触自由人权的问题，后来大家得到了同样的共识，因为中华民族170多年来所碰到的困境，突出了科学和民主。所以西方所代表的理性以及自由的价值，法治、人权和个人的尊严，这是成为人类多半都接受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如果全部综合起来，一个社会是理性的、自由的、法治的、有人权的，而且有个人尊严的，然而还是没有办法面对刚刚提出的人类中心、工具理性、征服自然、个人为主所造成的两大困境：第一大困境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种族、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世界各地，对于新的人文主义一种特别的关注，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要面对人类现代碰到的困境，要有新的人生观、宇宙观、自然观。
我们需要自由，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突出的价值，事实上得不到一定的尊重、重视，就是正义，“justice”。这个观念现在在欧美也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讨论里要特别突出，还有一种人的价值，同情的价值，移情的价值，慈悲的价值，这个过分地缺失。当然我们需要法律特别是法治，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是没有变化进行下去。中国源远流长的关于礼让、礼乐的教化，人与人之间一种正常持续的互补、互信、互相尊重的理解是缺失的。我们注重个人尊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有基本的和谐或者基本的团结，这是极大的困难。现在所有人特别是在推动人权价值的时候，一直注意到责任的重要性。如果有人权，但只是讲人权，不讲责任，责任不作为我关注的课题，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外还要分开来看，假如没有自由，正义只是注重正义、注重公正，会异化成一种宰制性的权威：正义在我，这样世界上的冲突就很多。假如没有理性，我们的同情成为溺爱，又不合情又不合理。没有法律只有礼乐教化，没有法治自由是不可能的。没有个人的尊严，社会很可能变成“同而不和”的极权统治。以责任、以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安定作为唯一的价值，而权利很难突出它的特殊的主动的价值。所以这两方面，前面刚刚提到关于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乃至后面提到的同情、正义、礼让、责任和社会团结，都是人类需要。不是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就特别突出责任而忽视人权，特别突出同情而忽视理性，特别突出礼让而忽视法制，特别突出社会团结安定而不够重视个人尊严，这两方面必须同时共有。因此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
可能毫无疑问，社会文化多元的倾向越来越重要，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每个人的主体性，每个社群、每个学校、每个国家、每个种族的主体性都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个会是“分”而不是“合”。因此如何在“分”，而又必须在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怎么样配合，是现在突出的大问题。不能说我们现在要走的一条路和西方发展的普世价值是对着干的。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不仅启蒙已经创造了人类的价值，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再发挥，同时还有很多其他为启蒙运动所忽视的价值，不够重视的价值，我们还要突出来。这样这条路虽然是现在必须走的路，我们是发展中大国，有自己的历史，有几百年的矛盾冲突，所以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有它的特殊性、地域性、国家性、民族性，但是我们要向印度人、向非洲人、向欧美人说明我们这条路也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必须要互相合作、互相团结的一条路。
最后我想提出，良知理性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一种自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为主的一种每个人都有的自觉，也是反思的能力。自觉不表示一个人的觉悟而已，它一定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有社会性，一定有历史性，一定有超越性。也就是有四个不同的向度同时要体现：一个是个人主体性格的建立，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这个对于人权、对于人的尊严是绝对尊重，不仅尊重个人，尊重所有人。
但这些个人，绝对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这和西方突出的宰制性的个人主义、掠夺性的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沟通的一个中心点，是真正的个人就能够关爱其他人，而且通过关爱其他人关爱社群、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关爱宇宙。
另一方面，良知理性绝对是关爱地球的。王阳明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和程颢所讲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然天地万物为一体，有各种不同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人和植物的关系，这些关系错综复杂，但都是关怀的。同时，这个良知还有超越的一面。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有两大重要的课题必须要尊重，第一大课题，我们必须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全球性的，因此要有敬畏感。
现在是物质之上毫无其他价值而言的社会。但不是信仰宗教就有超越性，超越性是一种崇敬感，敬天、畏天，中国老传统中天地君亲师，对天和地，对国家和民族，对师长，对于亲情，现在是对于所有人，都应该有所尊重，这个敬畏感是我们这个民族要发展良知理性，找出世界上大家都能接受的价值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另外就是关爱地球，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任何传统都必须接受的。
在2015年，经过15年的努力，联合国[微博]2015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议程中经过了很多学者讨论，最后大家提出了“共同分享的价值”，而这些共同分享的价值毫无疑问是我们要在进行价值重塑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这些价值，第一个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个人的放任，自由本身是代表着突破各种不同的限制、禁忌，破除各种不合理的负能量，能够让人的创造性，也就是良知理性最核心的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这是对每个人说的，不是对国家、不是对民族。
第二是平等，平等的观念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给我们的教育是，我们这个社会在经济那样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居然出现了人类少见的贫富不均的畸形发展，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企业家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走向慈善事业，要走向企业责任。企业拥有很多财富和资源如何和社会分享，这就是平等价值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是团结或者和谐，这是有机的和谐而不是机械的和谐，有机的和谐通过分工，通过多元多样，通过互相竞争、碰撞逐渐达成的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整合，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由上到下的一种统一的方式，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
第四是容忍，容忍文化的多样性，容忍他者。主动的再进一步就是容忍，也是承认他者本身的价值。通过承认尊重，通过尊重，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然后对于他者，对于异己表示一种尊重和理解，如此才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抗争。
第五，尊重自然，就是敬爱自然。
第六是共享的责任。
北京论坛的题目就是各走不同的道路，但是是共同的责任。这几个是联合国长期考虑得出的价值。比如说自由的价值在西方发展的很突出，正义的价值，和谐的价值，容忍的价值，不管哪个民族必须接受，同时还有责任的价值，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价值重塑，根据良知理性，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宽的，是艰难的，但也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责任编辑：鹿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