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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 “旧清廷”寿终正寝
来源:腾讯网 | 20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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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科举《上谕档》。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严重亡国危机,迫使清廷在1905年以“休克疗法”的方式,断然中止了科举考试。

 

 

    1905年的废除科举,意味着传统中国“立国之本”的消亡,也意味着旧中国的寿终正寝。

    “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一个传统乡绅日记里的“废除科举”

    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出生于1857年,1894中举,此后三次入京参加会试未中。为求生计,从1886年起,刘大鹏在山西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担任塾师,前后近二十年。1905年,废除科举的消息传来,刘大鹏陡然自觉丧失了安身立命之所,对人生价值也产生了幻灭之感。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1905年10月15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1905 年10月17日)”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1905年10月23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1905年11月2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

    “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从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即欲子弟之克底于成,夫岂能之乎?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1906年3月 15日)”

    “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1906年3月19日)”……

    刘大鹏日记里充满了对废除科举的失望,以及对时局走势的忧虑。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印证了刘大鹏的忧虑。所谓——“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岂不正是刘大鹏在忧虑维系帝制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科举的废除也正在消亡?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消亡,也确实带来了辛亥年的土崩瓦解。

 

学部执照,清宣统元年(1911年)三月。1905年废除科举后,清廷为鼓舞学生出国求学,仍用科名以为鼓励。考试中式者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再经廷试后授职。图为留学生瘳世功举人凭证。


    清廷的困境:废除科举是“救国”的良药,同时也是“亡朝廷”的催命符

    刘大鹏所虑,清廷高层并非不知。晚清最后数十年,“救亡”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命题,但许多时候,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往往是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在废除科举这一问题上,亦是如此——“兴学堂”已成朝野内外救亡之共识;“废科举”则意味着“帝制”失去了“四书五经”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庇护。

    故而,清廷对废除科举曾长期持犹豫不决的观望状态,用当时士子朱峙三的话说,是“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但现在仍并重”。这种两难的态度,也反映在当时的科考试题当中——1903年武昌府试,曾将“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矛盾作为试题,让考生各抒己见;1904年会试二场的题目之一,亦是论述设学堂的三项要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哪一项最为急迫。在科举考试中出题讨论废除科举,可见当日时势之所在。

    但站在朝廷利益角度的出题者,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倾向性。上述1903年武昌府试考题,即对“新学堂”存有明显的偏见。考题曰: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

    “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这是救国形势之所迫;“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这是救朝廷形势之所迫。出题者显然怀有深深的忧虑,故而要求学生作文论述,“试深虑而畅言之”,如何才能将“救国”与“救朝廷”合二为一。

    这种沉重的忧虑,尤其真切地反映在清廷科举政策的演变过程当中。1901年4月,“变法上谕”刚刚颁布,两广总督就奏请 “变通科举”,并要求朝廷“暂遵”和“按照”百日维新期间的谕旨和章程办理,朝廷没有给予任何答复;稍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重臣亦相继提出“变通科举”,结果与陶模一样,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朝廷仅以强调考试形式要用策论而不得用八股程式敷衍了事。

    1902年,新学堂建设虽在推进,改革科举则始终没有引起朝廷的兴趣。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理由有二。第一,科举的存在使读书士子心存犹豫和侥幸,学堂难以解决生源和师资问题;第二,科举的存在使学堂难以获得士绅的支持,经费无法解决。其结论则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但折子上成之后,光绪批示了“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始终未有下文。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为了安抚朝廷之心,奏折中婉转地表示: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并不会导致传统中学地位的沦丧:“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张之洞们希望以这种全盘“继承”科举考试内容的方式,曲线完成对科举的改造。而这种策略,果然得到了朝廷的积极响应,应允自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考中名额。

    按照1904年的设计,清廷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但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清廷无奈保持“中立”,其屈辱之甚闻所未闻,其统治合法性亦历史性地降至了最低点,“排满革命”的呼声风起云涌。借此契机,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奏请立刻停止科举。与此前诸次奏请有所不同,本次奏请所列举的理由当中,赫然将“开启民智”提到了极重要的地位——

    “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可以说,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切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廷之统治合法性不能发生严重危机,则不能如此 “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廷必须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朝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士绅们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被边缘化,大多数转型成了“宪政议员”

    虽然乡绅刘大鹏在日记里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甚至于可以说,士子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其中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入仕的主要路径。数据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的总人数不过 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具体到刘大鹏所在的山西太谷、安泽、虞乡等三县,学者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自1860至 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正因为科举已不再是大多数读书人上升的畅通渠道,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士子们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以致于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也是闻所未闻。直到1909年,甚至还因善后待遇过于优厚而引起舆论的不满。

    这种优厚待遇,与清廷竭力想要防止士子们倒向革命,有莫大关系。清季预备立宪,其《各省谘议局章程》就有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譬如,对奉天、山东、陕西、湖北、四川等省的统计统计,议员中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占总数的4.7%、19.1%、43.1%和24%,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更没有与清廷决裂而走向革命。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1908年也当选成为了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责任编辑: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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