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娟(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在传统西方哲学中,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实体性思维一直占据主流。启蒙运动后,人和现实成为焦点问题,实体性思维却使西方哲学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频繁失误,他们意识到,主体要认识和把握客体,不能仅从两者的实体性存在出发,还要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实体性思维并不是终极思维,于是转向关系性思维寻求答案。(陶济:《试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西方的关系性思维由来已久,可追溯至中古时期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到近代伏尔泰、莱布尼茨、笛卡尔、斯宾诺莎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再到现代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汇聚成一股极富生命力的支流,正在蓬勃发展。欧洲学者葛兰言、葛瑞汉从关系性思维角度研究中国哲学,为西方认识中国找到一个可靠起点。受关系性思维及杜威、葛瑞汉影响,安乐哲以“儒家角色伦理”和“互系性思维模式”深度诠释儒家哲学,消除了中西方哲学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发展了儒学的世界价值。
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安乐哲“儒家互系性思维”解读
“焦点/场域”是“互系性思维”的生发模式。焦点,即焦点自我,包含两个特征:一是具有一定家庭角色;二是经过传统礼仪训练。这就预设了在儒家哲学中,人的关系是本质性的。抛开西方那种“人的本质是固定、既成、自足的灵魂”的传统观点,安乐哲认为“家庭角色是人类经验的协和与秩序的最基本始源”。(安乐哲:《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关于“人”观念上的对话》)简言之,人自家庭关系而来。从中西人伦关系来看,古希腊伦理观强调尊重个人利益,柏拉图《斐多》篇和亚里士多德《论灵魂》都提到“人性是被上帝给定的”,在实现这种个人本性时,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以宪法和法律为主要形式的“契约”关系。由于原始人伦关系被打破,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出生就是“被抛”到这个世界,对于他所处时代、历史、国家、身世、家人和朋友等都无法选择,这种“被给定”会让人产生“烦”感,并且会伴随一生。儒家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把社会理解为一种人伦关系的存在,礼是一种儒家式生活状态,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在儒家传统中,几乎体会不到海德格尔的被抛感,孩子一出生就拥有了身份,是儿子或女儿,是弟弟或妹妹,这些身份本身即是“被接纳”的存在。所以,安乐哲先生在其新书《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表明,儒家“互系性思维”源自因家庭角色而形成的关系性。
在家庭关系中,人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元素不断生成。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是滋养道德情感的沃土。在古代,八岁孩童就要开始学习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是成人之前的必修课目,《礼记》中的《内则》《曲礼》《少仪》等篇有详细记载:“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出必告,反必面”,“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不越路人而与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等等。人有多个角色,在家庭关系中,要做到对父母的“孝”,对尊长的“敬”,对兄弟的“恭”,对朋友的“义”,将来才能做到对国家的“忠”。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有人质疑他不为政,孔子言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广推此心以为一家之政,也是为政。(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孔子认为,在家庭中建立秩序,本身就是一种从政行为。
另外,西方思维惯于把自然从伦理中切割出去,而中国哲人却把一切个人行为都纳入自然界的循环反复中去理解,“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集》),儒家将自我放置到一个只有宗教情感才能达到的无限宇宙场域,在互动关系中实现内在超越。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指的就是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它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浩然之气”由义与道助力,将会达到至大至刚的境界,充盈于人体之内和天地之间。虽然这种思想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孟子认为,只要有恒心坚持正义行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依照朱熹理气哲学理论,人性禀赋于天理,才智禀赋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智有善有不善,而人性无不善。也就是说,天理规制着人的欲望、感情、意志和行为,气的清浊厚薄影响和蒙蔽着人的才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充满关系的场域,“天人合一”“阴阳互补”是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儒家创造出一个道德的宇宙,既增加了人生意义,也增加了宇宙意义。
成“仁”,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安乐哲认为,“仁”字从人从二,首先具有关系性喻意,是自我与他人的圆成;其次,“仁”的获得必须通过共同群体下的人际交往;最后,“仁者”至善至德,拥有强大的“自我领域”(重要人际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群体中的权威代表。(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诚然,在儒家文化视野中,社会关系的存在得到了一致认可,大部分中国人都按部就班地在努力学习各种礼节,使得自己更熟练地处理各种关系,更快适应自己存在的群体。需要补充的是,“仁”固然强调社会关系性,但更倾向于对社会的担当,陈来教授指出“儒家‘以天地为一体’的境界指向社会责任与现实忧患,从而使它与佛老的纯粹逍遥之境区分开来”(陈来:《有无之境》)。宋代理学家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毕生志向,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最能体现仁者的社会担当和治世情怀。
那么,孔子又对“仁者自爱”(《荀子·子道》)、“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之言行赞不绝口,难道儒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当然不是。孔子所提倡的“自”“己”,与西方个体性自我有很大区别。西方的“自我”具有“理性”“欲望”“意志”等含义,儒家的“自”“己”具有内省的独特意义,与“自然”“修身”密不可分,它暗含着“焦点自我”与所统摄“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而言,“仁者自爱”是道德生命的自我完善;“古之学者为己”是通过学习来修养自己。这种自我的修养完善是仁者家国情怀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过程,完成了由“小我”向“大我”的转变。长久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为了“大我”牺牲了太多“小我”,甚至认为被这种思想所禁锢。事实上,正是儒家维系着这种由自我、家庭、自然、社会等要素所建构的一个个互相交织的“场域”的稳定,才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秘诀。王阳明《大学问》开篇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仁者修身,为达到自我与家、国、万物一体,视民众如兄弟,视万物如伙伴,立己立人,成己成物,这正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思想展现。
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从家庭关系中来,到社会实践中去。安乐哲强调,儒家倡导以人为中心与以关系为本。(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在互系思维观念下,人被赋予“造物主”一般的创造性与神圣性,并从中升华出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与亚伯拉罕传统中的一神宗教有重大差别。首先,儒家宗教情感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儒家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尊天敬祖,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孝慈文化上的祖先崇拜;人人有追求成为圣人的资格;只要通过谦恭自我修养和磨炼,都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其次,儒家宗教情感关注现世,不是救世主义也不是末世主义。儒学“不谈死后,不讲来世,怀疑鬼神,它所关注的重心在现实人生社会”(牟钟鉴:《涵泳儒学》)。最后,儒家宗教情感依礼而行,不设定强制性、神秘性规约。儒家所推崇的礼义与礼仪依靠人们自觉遵行,没有神秘主义的仪式和条约,只是通过诚敬地遵守“礼”来体现人的神圣性;礼既普遍寻常,同时又具有庞大而神奇的凝聚力。安乐哲将儒家的宗教情感视为社会兴旺发达的产物,认为它在成就角色、关系之礼的途径中形成,能够持续不断地带来生机勃勃的生活质量,所以将其称为“积极的生命之花”(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09日 11版)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