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这个词在出现时就划分了民间文化与高级文化两大部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民间文化都是相对低级的。

 

作者：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

 

 

一、文化的高下之分

 

最近国内有几位学者先后提出了“文化无高下”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有些需说假话的场合，说“文化无高下”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外交场合。学术研究则不能这样做。有的人类学家专门研究落后部落的语言、故事、习俗等文化，越研究越觉得落后部落有伟大精神，于是宣布文化无高下。这显然与社会科学不对路。20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要把人类学从社会学驱逐，迪尔凯姆（1858-1917）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挽留。但人类学有的分支越发不争气，在60、70年代与后现代主义合流，宣扬文化无高下，陷入历史相对主义，自然也就不再被视为社会科学了。

 

文化这个词在出现时就划分了民间文化与高级文化两大部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民间文化都是相对低级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显然要比严肃文学低；民间舞蹈要比芭蕾舞低，捂耳朵唱歌要比美声唱法低，岩洞壁画要比油画低，图腾崇拜要比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大型宗教低。科学思想的高低就更容易区分了。但有很多人不把科学思想看作文化范围，而看作是文明，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马季佛把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发现都划归文明范围。

 

 

上为俄罗斯国立模范“小白桦”舞蹈团表演的俄罗斯民间舞蹈，下为俄罗斯芭蕾舞剧院表演的《天鹅湖》

 

无论是民间文化还是高级文化，都各有不同的档次。在高级文化中，只有一些顶端的精品难以区分高下，比如，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只能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对于大多数作品或表演，不仅专家们能看到高下之分，普通人也能够识别。民间文化也是同样。同一种民间舞蹈，有的部落跳得好，有的部落跳得不好；同样是包粽子，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同样是种地，有人种得好，有人种得不好；同是逢迎拍马，有的人很在行，有的人很笨拙……总之，无论什么文化，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各种高下的区别。就单位（民族、国家等）整体而言，如果各方面都差一截，那整个地也就低一等了。

 

在文化认识上有一个感官陷阱。有些民间文化属于区域性的，由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形成。语言（音调）、祖先传说、肤色、节日和习俗、服装、饮食习惯、劳动种类（农、牧、渔、林、猎等）等文化元素，均为地理环境所决定，代代相传，很少变化，从而形成了区域整体感，让人觉得这个区域（地区、种族或国家）有一个整体性文化特色。并且，这些地理性文化元素不好比较，广东话和闽南话、黄皮肤和黑皮肤、吃辣和不吃辣、藏袍和短裙、春节和泼水节、种地和放牧，等等，都难以比较高下。这样就有了两个错觉，一是文化是整体性的和不变的，一是不同文化没有高下之分。很多人的认识就是在这里掉进陷阱的。这些文化元素并不是全部，虽然是基本生活，但它们只决定存在，不决定变迁，对历史进步的影响作用很小。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文化多样化与共存，不影响人类普世文化的推进。

 

二、与民主制度对应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历史进步而言，通常说的高级文化也不是最重要的。严肃的音乐、文学、宗教等的提高，常被看作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可否认这些高级文化可以陶冶性情，提升道德，但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仅靠聆听贝多芬、阅读托尔斯泰、研究哲学或宗教而成为现代公民。

 

最重要的文化是与民主制度融合在一起的现实文化。“现实文化”必须是活着的东西，是人们的内心修养和精神，并表现为具体行为和组成社会主流氛围。一个寺庙，尽管里面有大钟、佛塔和菩萨像，如果人们在里面买卖商品、承包香火进行敲诈，它就没有多少宗教文化了，而是现实的商业文化；一个官府，尽管四处挂满了“清正廉明”、“廉洁奉公”、“为民”、“爱民”等道德条，官员个个做到背诵如流、挂在嘴边，但官府和官员的实际行为却尽显骄横跋扈，它就不是廉洁和为民的文化而是贪腐文化和压迫文化。现实文化才是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如果人们在寺庙里买卖商品、承包香火进行敲诈，它就没有多少宗教文化了，而是现实的商业文化。

 

康德对文化的低级和高级有不同的看法。在《判断力批判》第83节，他给文化下了个定义：文化就是“人利用（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来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适应性和熟巧”，“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按照他的意思，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熟巧（成熟技巧）。民间文化是大众掌握的熟巧，高级文化是精英阶层掌握的熟巧，统统属于熟巧文化。

 

熟巧文化是历史处于低级阶段的文化。康德指出，熟巧文化也符合“自然的目的”，是人们的基本生活，与各种旧制度伴随，而旧制度都是压迫性制度，导致平民与统治者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平民意识广泛兴起，而熟巧文化又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所以，熟巧文化虽然符合“自然的目的”，但却不是符合“自然的最后目的”。自然的（即历史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公民社会”（现代民主制度），而熟巧文化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比熟巧文化高的是“管教（训练）的文化”，它是与民主制度相对应的“教化”。它是现实文化，是人们的与民主制度一致的“教养”，包括内心思想、行为方式以及社会氛围，是活着的、运动着的东西，而不是口号中、记忆中或书本中的东西。康德认为，民主文化能够“把意志从欲望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使意志得到充分实现，因而“自然素质的最大发展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民主文化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平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一是使人自由，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发展。

 

康德认为，这种文化才是最高的东西。不是因为它的难度大、技巧高、思想深，而是因为它是现实文化，符合自然的最后目的（即民主制度），是普世的和别无选择的“人类的文化”。

 

三、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民主制度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日益显现。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长期规划、短期规划、资金、项目一个接一个，修建寺庙、红色博物馆、文化场馆、文化旅游点，建立国学院、孔子学院，增加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投资，等等。

 

不能说这样的文化建设没有意义。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建设难免带一些经济目的，文化产业也具有其正当性。然而，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目的还应是促进社会道德进步，在这方面我们却没有看见什么效果，人们反倒是觉得随着文化设施和项目的增减而社会道德却在不断下降甚至走向崩溃。这些年的文化建设中出现了很多怪异的事物，项目欺骗、伪造历史、耗资巨大却令人感到别扭的庞大建筑和雕像，等等，在各地屡屡出现。有的佛教寺庙的大雄宝殿盖得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高大，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也搞成了景点，国家社科项目中充斥大量与学术无关的泡沫课题，甚至“文化安全”、“思想安全”这样荒谬的题目居然多年列为国家社科项目。这种泡沫文化建设当然不会有实际效果。

 

无论民间文化还是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等在内的高级文化，都是人的基本生活和创造活动，应该是自然的和自由的活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管经常被用于国家决策，但其本质也是人的自由创造活动，也应该是自然的和自由的，否则，它们失去了本性，也就没有价值了。对于这些民间文化和高级文化，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予适当引导和资助，但不可由政府控制和指挥。政府确定指导思想、提原则、出思路、统一规划和管理，效果只能是抑制文化和扼杀文化。

 

在文化建设上，我们需要区别高级文化和现实文化的不同角色。尽管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等都宣布自己的重要性，但就文化建设而言，它们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现实文化。启蒙的自由、民主、博爱、人权等口号与思想，以及反对这些口号的左的口号与思想，也都属于高级文化范围，而不属于现实文化，因此也不是最重要的。

 

这些高级文化无论怎样发展，也仍然停留于康德所说的熟巧文化的范围。因此，它们不可能应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建道德的需要。停留于高级文化范围的文化，可以被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人所利用。独裁者可以标榜“自由”、“民主”，贪官可以自称“廉洁”、“奉公”，男盗女娼者可以四处作道德演讲。那些美好的价值观，只有具体化为现实文化，这种局面才会彻底扭转。

 

这种具体化过程，也就是现实文化的建构，必须是与文明（制度）同构的一个过程。康德提到民主文化建设的着手点：一是“公民社会的整体中的合法的强制力”，一是通过“美和艺术的科学”的教育。前者是指制度对人格的形塑，民主法治制度是个模型，通过它的“合法的强制力”来重新塑造人格；后者是指审美和艺术的科学教育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这明显是受到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影响。二战以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于民主制度的成熟和稳定，学者们在谈到落后国家的文化建设时，更加强调民主制度对人们思想的形塑作用。美国政府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它在占领某个国家时，至少提前一年就把这个国家的选举时间确定下来了，从来不考虑这个国家的文化如何。很多落后国家的开明领导人也理解文化建设的这个道理，尽管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专制手段以应付社会动荡，但却时刻不忘记民主制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出路。

 

即便我们退一步，像康德那样把制度只看作文化建设的一半，那么，没有这一半也谈不上文化建设。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建设在文化进步之后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同构的关系，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文化，同时，它还是调动和重组其它文化（高级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的中枢。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等于说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还没有真正开始。

 

（作者：尹保云）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