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以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著称于世，而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根在何方，源在何处？张建合认为“祖述尧舜”是重要脉络，是本源，是主根。
“祖述尧舜”，出自《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意为遵循尧舜之道来治理天下。孔子继承尧舜，与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尧舜”，一脉相承，古今呼应，从而揭示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大势。
那么，究竟尧舜给我们留下什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尧舜禹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开创时期。《十三州记》上说：“蒲坂，尧都。盖帝尧都此。后迁平阳。”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见《帝王世纪》），早成共识。尧舜禹三代均建都于河东。运城古称“河东”，也是最早称“中国”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尧舜盛世，传贤不传子的“禅让”，令后世称颂不已，被后人奉为楷模。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伊甸园”，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塑造，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不无借鉴作用。
而其主要文化思想内涵，经多年来的综合考证，初步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民本思想
尧舜时期，可考证的文物尽管很少，但极为珍贵，多集中于古河东大地，其中蒲坂古城、舜帝陵、禹王城遗址、陶寺遗址等最具代表性，证实尧时期已发明二十四节气和凿井技术。故当时人们已摆脱了依水而居，逐步形成了稳定而集中的居住地——城市。由此社会管理机构也初具规模，开始有“天下”之说；而尧舜时期的“天下”管理理念则较多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思想。尧为帝王，和普通民众一样居茅屋、吃粗食，却“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百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说苑·君道》）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帝王个人的天下。
舜受尧禅，不仅关心百姓生活疾苦，而且关心百姓精神享受。舜本人又很喜爱音乐，他曾登上运城盐池的歌薰楼，面对着浩渺的百里盐池，手抚五弦琴，弹唱着自己谱写的《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由此可见，从尧至舜，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是天下大治之根本。尽管这种民本思想的形成与当时原始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是一种简朴的思想追求，但他们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所形成的尧舜之风，对历朝历代较有作为的君主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民主思想
帝尧即位之后，不骄不躁，不尚奢华，素衣菲食，任用贤人，施行了一些政令，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此，天下太平，四方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万邦协和共庆。正如司马迁所云：（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
但是，尧舜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天下大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倾听老百姓对他们施政的意见，便在宫门口设置“谏鼓”，谁有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击鼓升堂入室，当面向他们提出来。他们还在交通要道上设置“诽谤木”，让人们在诽谤木下随心议论政事，或者将指责、批评的意见书写在诽谤木上。通过“谏鼓”和“诽谤木”，尧舜便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了解天下百姓想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政事的不足，再加以改进。
尧舜设立“谏鼓”、“诽谤木”，深得人心。让百姓说话，听百姓批评，采纳百姓的意见、建议；给执政者开辟了了解下情民意的渠道。所以，后世对他们的这种设置都非常赞赏。据考证，这种“谏鼓”就演变成后世官衙门外一侧设立的“堂鼓”，老百姓遇到麻烦事，有冤无处申，便到这里来击鼓鸣冤，官员们闻到鼓声就要升堂办案，受理百姓的申诉。以至于“诽谤木”便演变成了后世的华表，具有一定的象征、装饰意义。至今，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两侧，还耸立着华表。便是中华远古民主思想的体现和佐证。
法制思想
皋陶为尧舜时期的士师。皋陶长得很难看，但他心明如镜，在执法中明断是非，公正地去处理案件，“画地为牢”，“绳之以法”等成语就源自这里。皋陶在协助帝尧和帝舜治理天下时，显示出了才华，作出了贡献，功绩卓著。后来，又被大禹初定为帝位继承人，只是因为他过早地去世，才没有继禹之后而登帝位。
皋陶的这些故事，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对法及执法公正的最高思想境界的希望与追求。“尧舜之时，我国正处于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代”。禹以后的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而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在尧、舜、禹时代，尽管仁爱，民本精神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剩余产品的出现，一些自私、贪婪、掠夺集体财富的“硕鼠”已经产生了。公仆们便不得不与这些“硕鼠”作斗争。《史记》关于舜诛共工、欢兜、鲧、三苗等“四凶”的记载，正是伴随着法制的形成而逐步展开的。
现在法院大门口的“独角兽”就是从尧舜时承继下来的，象征“秉公执法，执政为民”。
仁爱思想
上古的思想道德，以仁爱为主要标志在炎黄时期即开始形成，到尧舜时期已相当完备，受到高度尊崇。尧、舜的仁爱治国之道、五德礼教、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等，成了后世儒家思想的核心，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利用。
当然，上古的仁爱思想道德和治国之道，带有深深的阶级烙印，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搞清楚这些本质和关键的东西，正是我们当前发扬民族传统所应该做的。
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首先是人类童贞时代的美好人性。那是在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的条件下，人类为了生存和幸福，自由平等、携手并肩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实践的产物。这正像我国古代史籍《礼记·礼运》所描述的那样，那时人们普遍具有仁爱（“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孙。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公而无私（“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诚信而不欺诈（“是故谋闭而不兴”）、正直而不掠夺（“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等崇高的思想和道德。这与我们当今所要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这种远古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升华。
舜从为民到为摄政，到为帝王，不管身份地位怎样变化，一贯孜孜以求，为民众排忧解难，为天下谋幸福，特别是他以自己的仁爱之心，感化别人，使别人也产生仁爱之心。《韩非子·难一》说：“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严正，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韩非子的这段话是说舜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从而使百姓和谐处事，发展生产。而大禹不计较其父因治水不成被舜所诛，接受舜的举荐治水，薄衣食，卑宫室，累得足生疾，走路两足不相过，奔波治河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生子不暇养，终成治水之功。这些公仆精神，四千多年来，一直在我国历史上熠熠闪光。
德孝思想
舜生于今永济市的诸冯村。他姓姚，因眼里有双瞳，故名叫重华。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父亲又娶了继室，生下一男一女，男的叫象，女的叫敤首，就是舜的异母弟妹了。
舜的父亲、继母和弟弟，对舜都很不好，所以舜从小就饱受着家庭的折磨。后来在家实在呆不下去了，便到历山脚下，搭了间茅屋独自生活着。他勤劳朴实，乐于助人。他在历山耕种，历山的农夫让给他田界；他到雷泽（今芮城县北）捕鱼，渔民们请他到家里居住；他到陶城（今永济县蒲坂北）学制陶器，一学就会，而且制作十分美观。现在稷山、夏县都有出土上古的陶器，它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的劳动成果。他敬重别人，别人也都敬重他。因此，在他所居住的地方，第一年就成了村庄，第二年就成了城镇，第三年就简直像繁华热闹的都市了。
舜离家到历山耕种，其原因就是他父亲和继母对他的虐待。尽管如此，他还是时刻不忘父母养育之恩，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不计旧恶，他一如既往，对父母孝顺，对弟弟友爱。
舜确实是个大孝子，被誉为二十四孝之首，二十岁时就以孝名闻于天下。
出运城北门行三十里，有鸣条冈，冈上有座舜帝陵庙，河东群众称它为舜帝庙。大门前有“德圣、孝祖”四个大字，以弘扬德孝文化。
尧帝让舜做掌握天下土地和人民的司徒，他以美好的道德教育人民，使人民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上下和睦相处。尧帝让他做总管天下百事工役，他把诸事办得井井有条，绝无荒废。尧帝让他出使四面兄弟部落，他同兄弟部落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
仲尼祖述尧舜，昭示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尧舜时期一些优秀文化思想的尊重和传承，今天我们搞清楚这些思想变化的起源与内涵，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华夏儿女多了解一些尧、舜的精神和故事，知道先祖们的辉煌和历史，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们作为当代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源头的运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尧舜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上有所作为。
责任编辑：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