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何重新热起来?儒学将往何处去?11月4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做客齐鲁大讲坛,主讲“由批判研究到传承创新——四十年来儒学在中国社会地位的变迁”,进行了详细解答。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精神命脉。在历史上,儒学曾一度扮演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然而在近代,儒学却受到了空前的批判。颜炳罡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人面对着三千年未有的境遇。中国社会必须变,再按照老样子走下去,就会亡国灭种。因此,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调试,其中也包括文化调试。”
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条主线:一个是向西方学习,另一个是彻底反传统。“砸烂一个旧时代,建立一个新时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成为复辟保守反动的象征,从而形成举国批判孔子、“打倒孔家店”的局面。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批判,难免矫枉过正。孔子被妖魔化了,儒学被妖魔化了,这种局面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根本改变。”颜炳罡介绍,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这是当代中国内地儒学学术会议的开端,也是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首次较大型会议。
当时,哲学界泰斗张岱年先生指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时代:“尊孔”固不足以骗取人心；“反孔”亦不足以伪装革命,因而有可能对孔子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了。“‘尊孔’的时代过去了,‘批孔’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研孔’的时代到来了。提出对孔子做科学客观的评论,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转折。”颜炳罡评价说。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孔子,不得不提匡亚明《孔子评传》一书。这本书始作于1982年,完成于1984年,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是当时许多学者共同创作的成果。书中明确提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称孔子“伟大”,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头一次。对此,颜炳罡教授认为:“承认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很重要,但是加上‘伟大’更重要。孔子地位的抬升,其实是在对孔子‘去妖魔化’的体现,这是思想解放和思想进步的结果。要给予孔子应有的地位、合理的评价,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接连出现,比较文化学、现象学、文献学等纷纷登场,一时间,儒学研究领域成为各种方法的试验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李泽厚于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
《孔子再评价》是李泽厚的扛鼎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研究地位。“在李泽厚的文章中,已不见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更不纠正孔子的阶级属性,而是运用文化心理学、系统论的整体观、文化人类学直面孔子的思想本身,这种研究不仅是方法的进步,更是思想观念的进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颜炳罡说。
他指出,近四十年来,儒学发展还有个显著特征:实现从学术研究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转变,从而实现由“革文命”到“续慧命”的转变。
以山东为例,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成立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曲阜孔子文化研究院、聊城大学国学院、济南大学儒学院等机构。与此同时,以“国学”之名,儒学研究者、爱好者纷纷进企业、进学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儒学由理论研究转入现实行动。
对此,颜炳罡表示:“儒学关注的是培养好人、培养善良人的问题,儒家鼓励人人成为君子、家家和睦、天下太平,无论什么时代,也不管什么社会,我们都需要好人,我们都需要善良的人,我们都需要君子,儒学的确具有现实价值。”
不过,对当前的“国学热”,颜炳罡教授也有着理性的认识。“我们离国学复兴、离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差得还很远。国学既不要冷,也不要热,只要常态。热了不行,热了会发高烧、出毛病；低温也不行,它也活不成。它需要回归生命的常态。”
颜炳罡指出,当前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优质师资。“懂传统文化的人,好多人都是自以为懂,其实离传统文化还差得远。许多讲国学的老师自己连《论语》、‘四书’都没读完、读懂,又怎么去教书育人呢?我们需要有更多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去推动这件事。”
他同时强调,合格的国学教育应该是传播儒家的精华,而不是儒家陈腐的东西,不是愚忠愚孝的东西。“我们今天要不要孝?我们要,但是不能愚孝,我们要至孝。我们不需要愚忠,我们要义忠。忠本身不坏、孝本身不坏,关键是宣扬者、传播者怎么去传播的问题,要把儒家的正能量传达给今天这个社会。”
颜炳罡表示,儒学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崛起,未来,儒学的振兴“理有必然,势有必至”。民族何以自处,人类何以自处,儒家的好多思想,为我们今天化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困境,乃至对我们今天处理星际文明的冲突提供了很好的指导。“由研儒到行儒,由行儒到儒行,儒学要落地生根,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生活的方式,服务当下。”
记者：张九龙
责任编辑：马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