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更为可贵的是,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从而为我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破坏礼制的人,或者面对邪恶无动于衷的人,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言语和行动的例子。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性的体现,也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体现——面对不道德的人和事,面对邪恶,面对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众暴寡,强凌弱,有着基本的善恶判断和良知的正常人会在心理上发生“道德的痛苦”,并自然地表达出道德的义愤。孔子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特别突出——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加敏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论语》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19岁的歹徒,李建华拨打120急救电话,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

　　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

　　是的,对不仁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把我们自己的道德拖下水,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仁。实际上,孔子是发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他可能是孔子学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但断然不能听他的杀人的建议。这就是是非判断力。

　　公伯寮坏,但是假如我们用杀人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更坏。用极端的手段,用杀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是恐怖主义行为。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恐怖主义、恐怖行为,可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结果更不道德。所以,人类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一切形式、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民族也因此非常非常幸福和幸运。

　　做人做事,不能太刻意,刻意会显得太有心机。也不能太曲意,曲意会变得很烦琐。做人干净利索一点,洒脱一点,直率一点,是近乎君子的。而刻意去实行道德,曲意去体现善意,结果是让道德变味,使自己变态。实行道德的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更加舒展,而不是扭曲。

　　《吕氏春秋·察微》上记载了这样两件事:鲁国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碰见了,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很人道,并且具备可行性。

　　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花费的赎金。他认为,这样才显得道德,这样才像孔子的学生,才不辱没孔子学生的名声。可是孔子不这么看。他对子贡说:　“赐呀,你这样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你如果收下国家的报销金,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报销你付出的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个人,子贡愿意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无可厚非,更何况你还以此显示了你的高尚。但你的这个做法使得其他准备救赎鲁国奴隶的人陷入尴尬的境地:向子贡学习,就意味着自己要作出经济上的牺牲；不向他学习,又显得没有人家境界高。

　　我们知道,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　

　　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索性不救赎奴隶,才可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这么一来,不仅鲁国的赎人法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在外国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

　　可见,极端的道德如同悬崖峭壁,只有攀崖高手才能攀登,一般人只好绕道而行。　

　　另一件事恰巧和它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被救的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坦然收下了。孔子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明白了子贡的做法失在哪里,就自然明白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

　　我们乐于做好事,尤其乐于做惠而不费的好事；我们乐于做好事,并且不求报答,但对做好事的人给予适当报答,或金钱和财物,或精神上的表彰,可以促成更多的人做好事。

　　孔子,确实是明察秋毫,《吕氏春秋·察微》在这两个故事之后,评论道: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孔子在细微之处,看出了大问题: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