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对文人来说中秋勾起的不是节日期盼，更多的应该是扭头传统的回望。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当下人们似乎对曾经的文化和道德之类寄予了太多的期待，官人和商贾呕心于节日的化妆，学者与高士殚精于国学的光大。相较于老板单纯的目的而言，思想者的心情就复杂一些了，立人立学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思虑晕头了的家伙甚至还在电视上祭出了“家风”的旗帜。

　　质言之，所谓家风，其维系繁衍的基础是士族贵胄，是乡绅族群，在这些大家族南迁沟壑变成客家人后，中原的家族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影响力就逐渐淡化了，虽然还承载着儒学和礼仪道德等社会规范的责任，但已经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就如一些感性学者研究的成果昭示的那样，明朝以来，封建礼仪道德的道统因为贵族的溃散，走上了缓慢烟散之路。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感性侠客臆想的那样，是蒙元统治者的无知损毁了文化，也许东林党案和中原投机文人睿智识破的“清风”乱翻书案贡献更多一些，毕竟清风不识字。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支撑“家风”之大家族的残败景象，道统在小家族的传递之中，当然难以抗拒王朝的飓风。到了近现代，除了偏远没文化的乡村，小家族也分解了，道德文化散居公众之林，再也没有家风可传。

　　尽管这样推演，老实说我并不确定传统文化影响力消减的主因是不是可以归类到这个范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国学到底所指是些什么。按一般的理解，大约就是孔门之学附上部分黄老之道，或许再加上点乱七八糟的偏门异术，主体当是儒学看家。今天的后学志士也无不是扛着新儒学的旗杆来重振国学，当然了，所说不是程朱理学的新儒学，而是熊十力、梁漱溟等导师领衔的新队伍，想到梁先生自己坦言，既没有受过私学的系统训练，也不曾钻研四书五经，这有些让人忧心举旗队伍。反过来看，诸如陈独秀、李守常，或者还有胡适之等饱读诗书的大师们，却一心要将儒家学说塑造成专制和愚昧的象征，难道不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吗？遗憾的是，到今天，新儒学给出的回应很没有分量。人们固然可以说，反对者只是出于民主、科学的倡导而借势鼓噪，也可以说昔时儒学僵化正待响鼓重锤，果真如此的话，重新倡导的儒学面貌当是焕然一新了，是否如此，学识浅薄的我就不能细说分明了。

　　儒者强调个人的修为，老师在电视里演出《论语》感悟的时候讲授较为清楚，孟子教导君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良君要自觉与民同乐，喝酒吃肉的时候要顾虑民生疾苦，如此，人臣才会感激、尽忠，这就是所谓置身江湖守君臣之道，说的就是个人的德修。在内呢？在内是父子，大官人和族长不只是权威的塔尖，也是道德的表率，还是个体修养的事。这与西方宗教背景的教化不同，从小户到王土，礼仪道德文化的寄居之所是“家庭”，“家风”因之延续数千年。问题是这块土地现在改积木高楼了，不再适于种植农耕时代的道德禾苗，更有甚者，整体来讲，儒家在强调自我约束的时候，几乎排斥诸如律令之类的外在规范，为此在最初就惹恼过商鞅、韩非子这些人。而就目前的情形看，单纯的个人修身有悖现代精神，也不符合当下的社会实际。

　　事实上即便我们忽略消费主义的噪音，建基于人性善和小国寡民基础上的高尚理论无疑有很大的乌托邦色彩，假如不是维系等级秩序，比如“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庶人一”这样的玩意儿，君臣父子般“不越矩”的礼仪应该早就崩坏了。想到现在有钱人也可以和部长一样乘坐飞机的头等舱，新儒家们更应该花心思构建现代化的儒学，而不是拿着《论语》感叹人心不古，以为蚁力之诚可以拉牛回头。

　　坦白说，儒学经历过无数的狂轰滥炸，也算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精华了，但是铅华并未洗尽，要想行之更远，大师们就必须从内省的阁楼里走出来。

责任编辑：张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