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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来源:中国儒学网 | 20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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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统之担当


  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概念,为中国文化孳生与繁衍之元点。道统亦为中国文人所自觉传承之文化理念,而道统之传承,历来主要在民间书院之中,书院实为道统传承之文化载体。


  何谓道统?就文化理念而言,此道统是以“生生之道”贯通天、地、人,是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辅成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故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亦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为中国哲学之本体,为大道之本质,故中华文化实乃生生不息之文化。由此可解释何以中华文化能历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历史中唯一可以延续至今之悠久文化,这实乃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决定。就学派而言,此道统以儒家为化成天下之主体,以道家为安身立命之辅翼,儒道相佐而成其用,后虽有汉唐时期的佛学进入,但中国文化以其化成之功能转印度佛学为中国佛学,终成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就经典传承而言,此道统以“六经”为本,而以《易经》为宗,儒家以《易经》为“六经”之首,道家以《易经》为“三玄”之冠;《易经》与《道德经》之宗旨都讲“恒道生生”,“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道”,只是言说方式与逻辑理路不同,儒道明分而暗合。就圣人设教而言,此道统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经韩愈提倡,下至周敦颐、二程、朱熹兴起理学,又有陆王心学以为辅翼,以《大学》之道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内圣外王”之学以立教。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此道统于中国文化之统治地位从未动摇,既使元清两朝为少数民族统治,亦不能改此道统,并被此道统所同化。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近现代中国士人学者自毁文化根基,进行文化自斨,任何西方列强纵能武力统治中国,亦不能灭此中华文化之道统。


  此道统之传承不息,首在于中国传统书院之建制。书院本出民间,初为文人读书治学之所,后扩以为教书育人之处,虽常得官方之支持、干预,甚至控制,但书院之本从未改变。书院之设本无世俗功利之求,此由中国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文化自古即“谋道不谋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书院文化志在思天地自然生生之理,求人类大生命生生不息之道。书院多处江湖之远,而与天地自然相亲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却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担当精神。故书院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之重要载体,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文化生命总在民间得以传承;纵外族入侵,国运衰颓,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并最终为国运的再次复兴注入文化血液。
  回望历史,让人不胜感慨,书院之制实乃中华文化传承之大智慧、大功德;审视当下,让人不胜唏嘘,纵有诸多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举天下能承此中华文化传承之大业者又有几人欤?


  (二)学统之担当


  中国传统书院之学制,不同于其时之官学,更不同于当代之义务教育。书院之设,为民间自办,以名儒大家为教授,以道统、圣人之学立教,求学者皆慕名向学而求教,皆有问道之心。问道必虚心,师道必尊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道不轻传,必得“诚意正心”而后得之。故书院教育之原则是“有往学,无往教”,非虚心问道之人吾不教也。《易经·蒙卦》卦辞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质,虽“有教无类”,但“教有差等”,因为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老子亦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书院教育实乃开放式精英教育,即敞开大门,任何人皆可入书院问道求学,但非“士志于道”者,则吾我不教也。相对于当代之精英教育所存在之分配不公,与义务普及教育所存在之人才偏废等问题,书院教育则恰当地取其中道,让有志于道之能者得书院之资助成其大器,而让无志于道、无能于学者免占教育资源。故此书院之学统实乃古代之“素质教育”,当代教育可资之典范。


  书院之学统,不只在于求学者之虚心问道,因材受教;而且在于师道尊严之标示。书院之学统,绝不只为学生所设,更是为师者所设,而且对为师者要求更严。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之职首在“传道”,即道统之传承问题。道已如上所述,为中华文化之本根,师道则为传此道统而设,师道依此道统而存,“道之不存,师之不存”,此为师道之根本宗旨,为师者必先坐拥此道,先以此道自立,而后方可以之教国人。师者之职次在“授业”,此“业”非今所谓知识也。《易经·系辞上》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师者所授之业乃是“可大”之业,非一衣一食之眷顾,故为“大业”;而“可大”求于“有功”,“有功”求于“易从”,“易从”求于“简能”,“简能”则为坤道之功。故此“大业”根源于《易》之门户——乾坤之道,根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故“授业”实传道于人而使人“得道”,是为“德”,“德者,得也”,得道之谓德,“以德润身”,是为“富有”,故“富有之谓大业”。师者之职再次为“解惑”,解何惑?解问道之惑,解受业之惑,非谋食之惑也。故樊迟问为农为圃之事,孔子告之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此衣食之谋,非师者之所虑也。故“传道、授业、解惑”实乃一事也,皆为道之事也。


  当下之学校教育,皆功利之学,唯金钱事功之所图,世人皆被物化而成生产之机器,人文精神丧失,“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科学死了”,“人(也)死了”。在一片“终结”声中,无人预知人类会走向何方,“盲人骑瞎马”的危险正在向人类袭来。而当代之书院,于此传统书院之学统还能有所担当吗?


  (三)生命之担当


  按传统书院之宗旨,为学即为道,为道即为人,因为道即“生生之道”,生此天地万物与人类大生命之道,故传统书院之为学皆为求生命之学问。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己”即为内在之生命本真,此“人”即为生命外在之附着,“为道”即求此贯通己与人与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之生命之本,故使中国文化在学术理路上成为注重内求之学,而对外在事功不甚强求。“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文化所重之“三不朽”,但最重要者乃“太上有立德”,人之德行才是为人与为学之根本。故中国传统书院之设教,首重身心性命之学而轻视事功,虽亦有空谈心性之偏颇,但于整个人类文化大生命之发展方向实为有益,足见书院之道统与学统皆本之于人之生命。


  纵观历代书院之设及所传之业,皆为名儒大家,得道之士,为弘道而立说,为自我生命而学术,为安顿世人生命而传道授业。人之生命,为人类认识之最大奥秘,为人类知识终极之迷。人类一切认知,皆从自我之生命存在出发,无生命存在即无此认知,生命存在为人类认知之前提;而生命发出此认知之目的,自然归于生命本身,即生命之存在,最终只能以自身为目的,而无外在之目的,故一切外求之学,最终都要回归到生命本身而求解。西方人正因为不解此生命认知之本质,一味外求而不返,只能在对象性求知中迷失生命自我,被迫把自我交给上帝,而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陷入了虚无。中国文化则以反观内照之精神,守住生命之本真,以道德之学引领学者“返本归根”,领悟自我生命之奥秘。但中国文化又不象印度文化自闭于一己之了悟,苦行自虐而绝弃一切外物;而是“从容中道”,“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内圣外王”而化成天下,此为人类生命文化之大智慧。故传统书院不只是圣贤设教之地,更是风化社会,化成天下,安顿世人生命之所。


  观中国历史可以得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生命意识从无现代人所承受之虚无感,因中国文化是有根之文化,中国文化是安顿人身心性命之文化,而传统书院则为这一文化传承之火炬,深扎民间而风化社会,持守道统而源远流长,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得以安顿,此为传统书院不朽之功业。而当代中国书院,可有此担当意识?可有此担当之能力?(孙铁骑)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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